一、龙泉寺
龙泉寺在北京宣外南下洼子。清光绪年间，由湖北人明净做方丈。他的法徒有脱尘、百川二人，都是湖北籍。明净与象坊桥不雅观音寺(龙泉寺的下院)方丈觉先(湖北人)交情最好，往来甚密。他两人创始南方人在北京寺院做方丈的先例。
觉先曾在日本学习法律，与日本首相犬养毅同学。返国后，中年出家，后在汉阳归元寺时与明净同参。光绪年间来京，在象坊桥不雅观音寺(宣武门内)做方丈。后来，明净与觉先联合湖南等各省在京的僧人，于一九一九年旁边，在象坊桥不雅观音寺成立南方佛教会。觉先资格最老，被推为会长，明净任副会长,与当时全朗领导的北方佛教会分庭抗礼。觉先与黎元洪等要人素有往来，以是龙泉寺、广济寺、法源寺、通州华严寺、四眼井龙圣庵等处由南方人做方丈的寺院，遇事必问计于觉先，因此觉先的地位，就相称于各寺的盟主。先是该寺在道兴做方丈时，曾亲往上海款数百元，归后建立了龙泉孤儿院。明净在清末，由不雅观音寺方丈觉先支持，接办了由道兴在龙泉寺内创办的孤儿院，并用向京各界募化所得之款，在寺内建造了一所能容纳几百儿童的孤儿院，同时把龙泉寺的大殿、斋堂、门脸也加以润色，彩画一新。
龙泉孤儿院，在北京是最早成立的一个慈幼机构。经费来源紧张靠向北京各行业常常性的募化;其余在寺中存放灵柩，寺后设有义地，收进很多租金，对外佛事，也颇有收入。孤儿院时常收进儿童，也有的经由抚养成人，出院独立谋生。常常收容的儿童总有三、四百人，年事多在七、八岁至十四、五岁，这些儿童只有少数是无父母支属的孤儿，而绝大多数是双亲健在，只是由于家庭包袱过重，无力抚育，不得不忍着骨肉分散，生离去世别的痛楚，送到龙泉孤儿院来的。每逢院方收容孤儿时，必须令其支属立下，“今后家中对孤儿的死活存亡不得责难过问”等等卖身契的字据，然后由院方给其父母一笔数目极少的钱财，作为孤儿卖身的代价。
龙泉孤儿院管理儿童的卖力僧人有:百川(后任院长和龙泉寺的方丈)、严慧(北京旗人，与我同戒)、古峰(河南人)等人。抚养教诲问题，由庙中选派僧俗人等卖力。孤儿们每天唸书之外，还学习织布、印刷、制墨等等手艺。为儿童便于演习，在寺中又陆续附设了几个工厂，并对外界接管定货。每逢月朔，十五,全体孤儿到寺中给生持、都监等僧人叩头,名为“云集”。对待犯了缺点的儿童是用禁闭一日、不给饭吃或责打等办法来惩罚。严慧、古峰都常常在袍袖内藏有藤条,用以鞭打犯错的生徒,孤儿因此给严慧起了一个外号,叫他“基督徒”(讽刺他并不信佛)。每当儿童在院中玩耍，如见到严慧由此经由时，就一哄而散，各自躲避。这些孤儿在院中因事情繁重，衣食不得温饱，由弱而病，继之去世亡的人很多，因而常常看到孤儿院的堂役扛着小匣子(即小棺材)去掩埋病去世孤儿。终年夜出院的孤儿们，一样平常地既不知道自己生身父母何在，也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他们所操的行业，多是小茶役，小和尚或饭铺的小伙计等等，如怀朴、朱增都在天津千佛寺当过茶役，千佛寺的方丈本泰，也是出身于龙泉孤儿院的。
龙泉寺的孤儿院在明净接办之后，又在寺中开办了一个光明玻璃公司，除技能职员是由寺外聘来的，其他的事情，全由这些孤儿责任承担，得到利润统归寺中所有。所出产品大宗是石油灯罩和金鱼缸等，都由各专门行业到寺批发。明净后来因病，把方丈让给百川，退座后不久病去世。
百川任龙泉寺方丈兼孤儿院院长，轻易不到寺中，长期在外化缘，常常赴天津、上海等处募化,出入乘坐包月车,穿绸裹缎，利用仆众，吃喝嫖赌，穷奢极侈，且有外家，为了知足他的挥霍享受,大肆浸润了孤儿院的经费,严重地危害着院中孤儿的生活，孤儿的生活比前更加艰巨。至解放时，百川携眷逃往他方，着落不明。
二、拈花寺
拈花寺座落在北京德胜门内，建自明代。万历年间，偏融禅师自蜀来居。师善募化，每出必以牛自随，牛为之负米归寺，岁以为常。后师去世，不久牛亦去世。寺僧建祖师殿以东徧融，旁塑一牛象，人呼之为牛羽士。每年正月间，祖师殿受喷鼻香火，檀甚盛。从清末至日寇屈膝降服佩服，该寺方丈一贯是由全朗担当，他掌握着京城内外全体的临济宗(佛教禅宗五派之一)，所有临济宗的各寺庙，每逢改换方丈，均由全朗做主，禅门中的临济宗僧徒佔全国僧众绝大多数，当时在丛林中盛行着:“临半天，曹一角”的话语。解释临济宗僧徒最多，曹洞(佛教禅宗五派之一)只占一角。
全朗是京兆宛平县田村落人，俗家以养骆驼为生，在北京后门年产寺出家。他既久据拈花寺的法席，又因临济宗风盛极一时，以是声势非常煊赫。他的法徒很多，个中量源(河北邢台人)、慧深(河南人)、龙宝(武清人)、本语(北京人)、际安(北京人)等，都是他的得力助手。从一九一九年旁边，自北京佛教会成立以来，全朗一贯担当会长。不久，在京南方僧人认为全朗办会摧残浪费蹂躏，由不雅观音寺方丈觉先、龙泉寺方丈明净等倡议组织了南方佛教会。于是全朗把北京佛教会改组为北方佛教会，自任会长，由上方山兜率寺(房山县)方丈清池任副会长，这便是北京佛教会南北分派的缘起。
北京西直门外有笑祖塔院(明代笑岩和尚坟)，是北京临济宗的祖坟，每逢农历清明，十月月朔，这一派在京的僧伽，都到该处扫墓，其仪式均由全朗主持。全朗通过这些关系，掌管了北京临济宗各寺庙，各寺改换方丈，必须由他确定。因此各寺庙每当僧人争故方丈时，多有向他行贿的(全朗唯利是图，一向是从行贿多者中选)。贤良寺(王府井、冰碴胡同)是临济宗的寺庙，寺中僧人为了争做方丈，相互排斥，全朗因接管了双方的贿赂，无法确定人选，遂指导两方起诉，他假手腕院和解了事。当时所称的“僧阀”，全朗是个中之一。
一九二六年全朗把寺内律堂改为拈花寺小学，为了方案小学的经费，曾向京津各界大事募捐，当时周学熙的家属捐助最多。该校由全朗担当校长，本悟任都监，灵光(蓟州人)和省元(浙江人，曾任某省省长，起名省元)为督学，居士曾某为汉文教员。每天作业有:上殿礼佛，二时课诵，《佛教三字经》，《八大人觉经》，《佛遗教经》及国文等课程，招收的学生，是市内外各庙的幼僧。学制是三年毕业。每期招收学生百余人，所立校规甚严，对入学后的幼僧一律不准出庙。每天子夜上殿礼佛，念经，然后开始了这一天的事情，搞卫生、文化学习、过斋堂、再上文化学习，直到晚九时才就寝。逐日就寝韶光只有主四小时。校方实行校规非常严格，幼僧偶一触犯，即旋以严励的体罚。学校的早饭是稀粥、咸菜;午饭是窝头、素菜，还按佛教“过午不食”的戒律为学生们立下一条校规，因而每天只有早午两餐。幼僧们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睡不敷，事情累,体罚重的惨苦生活,个个面黄肌瘦，体力孱弱，因而病去世、亡命的人很多。例如:前门外财神庙的小和尚德宝就由于就寝不敷，藏在厕所的大粪纸筐中睡觉。又如:德胜门外大钟寺方丈体仁(武清县人)将其家乡小庙中十二岁的小和尚演空,送到拈花寺小学学习。演空由于忍受不了饥饿和责打，越墙逃回大钟寺。体仁大怒，将演空责打后，派我(当时在大钟寺挂单)将其送回拈花寺小学。又如:德胜门内大石桥西双寺的小和尚清山，在拈花寺小学上学，也经受不住挨打受饿，逃出拈花寺，不敢回到他原来出家的西双寺去，流浪街头数月。市价寒冬，身患重病，无奈哀求西双寺收留，遭到谢绝。清山在庙外哀求到深夜，越日拂晓去世去。由于校规苛刻，生活惨苦，每期招收学生，虽是来者不拒，始终招不满名额。拈花寺小学到一九四五年结束。
全朗做方丈期间，先后传戒十余次，每次约有四、五百人，所收皈依弟子很多。他又结交了不少的皇亲贵胄，达官显宦，如那亲王、摄政王、庆亲王、吴佩孚、张镇芳、孙传芳、卢永祥等人。吴佩孚与他更为密切，曾一度住在拈花寺中。此外北京的银行界、国药行等等富商,也多是他的好友。全朗对外长于交际,对内管理却十分专断守旧。当时北京的电灯已普遍运用，而拈花寺还坚持着点石油灯的旧习气。直到日寇屈膝降服佩服前夕，才安上电灯。他对待寺中憎众，约束很严，稍有不合规矩者，常常答;对来寺挂单的僧众扣存戒牒，不准出寺。
在日寇统治期间，全朗充当伪北京佛教会会长，又是伪组织同愿会的发起人之一。同愿会由汉奸头目王揖唐任会长，全朗任理事长，他同时也这天华佛教联合会的骨干分子，为“大东亚圣战”大卖力气。他是“大东亚阵亡将士伤悼会”的策划者和积极参加者，常常利用各种场合为日寇侵华政策进行宣扬。为了向日寇表示恳切诚意的“敦睦”，他曾几度去日本“访问”，返国后利用漫谈会、答问、讲经、宴会等等办法，替日寇做责任传，宣扬日本的“文明”和政策的“英明”等等奴化辞吐。他还“代表”佛教界去东北参加“满洲国国庆节”的活动;又派其得意法徒量源去日本。日寇屈膝降服佩服后，全朗、量源因躲避汉奸罪，到处躲藏，后曾一度被捕。解放后，师徒二人相继去世去。
三、法源寺
法源寺在宣武门外法源寺前街，初名悯忠寺，唐太宗贞不雅观十八年，督师亲征高丽，次年七月班师还至营州，诏移阵亡士卒遗骸集葬柳城，并自为文祭悼。抵幽州，复竣建佛寺，三为忠魂社福，赐名悯忠寺，寺有高阁著闻，有“悯忠高阁，去天一握”的传说。唐初至今，已千余年，阁址久废，唯余断碑三截，砌于墙间，碑上有御史大夫思明的名字。明正统七年重修，赐额崇福。万历三十五年又重修，清初改名法源寺。自清末历任方丈都是湖南人，北京人士把它同广济寺等湖南人做方丈的寺庙，统称为湖南派的寺庙。清末湖南僧人在法源寺做方丈的是道阶。
道阶是湖南衡隐士，别号“八不沙门”，在衡州东一堂智胜寺从真际和尚出家，后做湖南金钱山方丈，清光绪年间，北上朝五台，途经北京，因与顺治门外广慧寺方丈荣成(江苏人)及象坊桥不雅观音寺方丈觉先(湖北人)有同参之谊，又系大同乡，盘桓多日，遂前往挂单，道阶朝罢五台后返京，仍在法源寺挂单,与当地士绅颇有结交，旋在象坊桥不雅观音寺大讲《大乘起信论》，与严复，梁启超、王式通、熊希龄、庄蕴宽等人常有往还，从此道阶在禅林中的地位逐渐稳固。他博得法源寺住持志果的欢心，遂逐步节制了寺内统统事务。逐渐“反宾为主”，就形成了喧宾夺主的局势。终于他态度一变，把志果老衲人撵到万佛寺去，宣统元年，自己做了法源寺的方丈，道阶做方丈期间是在清末至民国十余年间。当时他广结新旧各派的权要，如那亲王，涛贝勒、张敬尧、张勋、吴佩孚、曹锟，段祺瑞、曹汝霖、吴光新、孙毓筠、刘春霖等，往还均很密切。以是在北洋军阀混战期间，无论那一系派当权，法源寺一贯保持着太平无事的局势。
法源寺庙产之广，在北京寺庙中手屈一指。寺内房屋有数百间，南横街周围的房产，险些都是法源寺的，而烂熳胡同，教子胡同也都有房产，菜市口还有很多铺面房，并拥有地皮三十余顷，分布在京郊黄村落、彰仪门外新庄和长辛店等处。
道阶做法源寺方丈之后，立即整顿寺中颓势陋规，因此在短短几年中，经营得盛于从前。佛事买卖非常兴隆，均匀每天有四、五棚经。对付经办的白事范围甚广，由念经、开、杠房、棚铺、酒席、纸活、石匠等等一概俱全。在这些项目中，法源寺均能找到收入。此外若遇丧主在寺举丧时，从寺外招请僧、道、尼、番前来诵经，法源寺因借地开弔，还向外来各寺提取回扣，而且在寺内常常为丧主停放灵柩四百余口，也有相称收入。
法源寺每年照例在清明、四月初八、七月十五、十月月朔这一些时令里举办大规模的法会，长的占时四十九天。届时招请京寺各寺庙的僧人参加，寺中还供有檀越的“延生”①禄位和“往生”②神位，发请柬，把供有牌位的檀越和家眷们与在寺停灵的本家儿，许多善男信女等等请至寺中，为其做“延生”“往生”佛事，命名为“众姓道场”。在其间从中向檀越们化缘，得到很大收入。其余，每逢斋主向寺中供斋(即檀越们供应法源寺全体僧众一顿吃喝)，寺中把它分作“罗汉斋”与“上堂斋”两个办法。对供上堂斋的檀越更加优待，和尚为之上堂说法，这种斋主的布施当然更得多些。在举办法会期间，每天有供斋的斋主，寺内应接不暇。寺中每天要受到很多堂斋饭，后来便令斋主们将供来的实物折成现款，并起个名字，叫做“供斋条”。道阶的法徒有四人，现明、严福、空也、德至，都是湖南人。现明到广济寺当方丈，也受到道阶的掌握，形成了往后几十年中法源寺和广济寺之间藕断丝连的分外关系。道阶在一九二六年旁边，把法座让与空也，两年后出国到印度、南洋等地云游，在缅甸建立了一座不雅观音寺。一九三四年在南洋的三宝洞逝世。
空也做了法源寺方丈，曾开坛传戒一次，收徒几百人。在他管理该寺期间，为抵制当时废庙兴学的政策，向四方募化，于一九二六年在寺内成立了佛学院，自己担当院长，招来三十逻辑学生，这些学生除每天唸经外，还替法源寺应酬对外佛事。由于招来的学生经由寺中挑选，头脸比较整洁，受到主顾的欢迎。
一九二七年，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关来到北京，空也对在东北的“张大元帅”素无来往，更说不上交情。凭借张作霖做靠山的倓虚和尚，仗着“张大元帅”的势力，在一个午夜，率领他所住弥勒院的百余僧人，并在奉系军警宪的军队支持下，把空也连同法源寺的僧众伙计一个不留地一齐赶了出去。空也无奈来到广济寺寄居，那些被撵的僧众伙计等，无所归宿，有的流为托钵人。
倓虚在法源寺当上方丈不久，张作霖势败，退出山海关。谈虚也就随着奉系回到东北，另谋出路去了。
倓虚弃座走后，法源寺方丈法座虚悬，空也仍回法源寺来。但很受僧众轻视，遇事掣肘，就把法席让给了德至。由于德至懦弱无能,节制了不了寺内事务，法源寺便被都监梵月主持。不久，德至赴缅甸不雅观音寺找道阶去了。
法源寺方丈梵月，是空也的法徒。他接做方丈后，结交军阀，官府的手腕更胜于祖师辈一筹，在军的大军阀大官僚，不论当权的在野的，险些都同他有往来。他与“大人物”们拉拢关系，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在一九二八年军阀间锡山进驻北京时，按照当时军令，驻军应以寺院为驻扎工具。当时北京南城一带的寺院，全都驻上军队，唯独法源寺未被佔用，反而由阎锡山给了一张禁驻的布告，布告由来是，由于寺中停放着一具阎锡山部某军长亡妾的灵柩，梵月就利用这个空子，与某军长拉拢上，又听到阎锡山好佛，梵月便通过某军长的关系，靠近了阎锡山，布告便是通过这种关系得到的。
梵月利用“大人物”们在法源寺开、停灵的机会，结交他们，有不少"大人物”不久成了他的好友。每逢这些人们光临下榻法源寺时,梵月就对他们照顾得无微不至,为他们准备了名厨，美酒、鴉片烟等等，搜罗万象，赌钱更是一项时常消遣的娱乐。
法源寺历史悠久，藏有历代王朝天子、王公、大臣等赠给寺内古器文物甚多，内中很多是贵重的古玩。梵月与北京的古玩贩子勾结，将寺里在册的古玩等等，用偷梁换柱的手腕，不断地向外倒卖。事为当时的监院远尘(北京人)、怀朴发觉，向北京地方法院告发。这场盗窃古玩的官司，一贯进行了三四年，终因梵月平素结交官府，且在寺内节制大权，凭借重力，走通法院道路，而获得胜诉。同时他将怀朴撵出寺去，并逼得远尘还了俗。
到敌伪统治期间，梵月更是不可一世,他大肆活动,扩大了交际范围,不但与伪政权的汉奸头目王揖唐、王克敏、褚民谊、江朝宗、殷汝耕等有所勾结,又与日本侵略者上层头目日本佛教会付会长安田力、东本愿寺坚田洁兴亚院调查官武田(日本在华特务头目)野崎、中野等勾结上。梵月是“菩提学会”(会址设在北海公园内)和“同愿会”的发起人之一。在日伪统治期间，他的劣续很多，一九四一年旁边，他为“大东亚圣战”大卖力气，与广济寺现明等人举办“伤悼大东亚战士阵亡将士”的法会，一贯作了七天，并在闭幕式上大谈日寇铁蹄下的“天下和平”。他又为日本侵略者“献铜”““献铁”，把寺内贮藏的大量铜器献给仇敌:并向各檀越们大肆宣扬“献铜”、支持“大东亚圣战”的荬国辞吐。
法源寺在长辛店拥有很多地皮，当时长辛店附近是八路军游击队所在地，当地农人通过二五减租运动，不再按法源寺的旧规缴纳租粮，这样法源寺的租金收入减少了，梵月通过汉殷耕，借用伪军势力，于秋收时，由伪军收割，将粮食运回寺来。后来利用敌伪势力把这片地皮强行卖与租户，得到八万元的地价。为合营“大东亚圣战”，他勒令该寺的佃户广植大豆，收购后转卖日寇。王揖唐发起组织“中日佛教敦睦团”时，得到梵月的积极支持。为表示对日寇敦睦诚意，他不但首先去日本，还叮嘱消磨自己的得意法徒智德、天文去日本“访问”。
约在一九四三年,梵月借日军势力,将其祖师道阶的骨灰，从国外运回北京，在寺内举行大规模的伤悼会，大摆筵席招待来宾。八人一桌的酒席，就在寺内设了四百余桌。开会的那天，日伪当局的上层头目，都应邀出席。会上由汉奸头目王揖唐讲话，其内容是借道阶为题，散布“中日同盟”、“同文同种”“肃正思想”……等等一套卖国辞吐。日寇驻华军政头目也讲了话。随后梵月和北京的僧人代表全朗、宗镜等人也讲了一套献媚求荣的亡国辞吐。
日寇屈膝降服佩服后，梵月因汉奸罪一度入狱，解放后不久，病去世在西直门内华严寺。
四、广济寺
广济寺是座落在西四牌楼的一座古刹。清末，由北京人悟然
和尚在该寺做方丈，到民国初年，悟然把该寺法席传给他的法徒现明。
广济寺在悟然做方丈期间，已经衰落不堪，庙里住的也没有几个僧人，在庙附近少有房产，而田地毫无。现明做广济寺方丈之后，不但把衰落的广济寺复兴起来，而且发展的盛况是史无前例,与复兴的法源寺并盛一时。
一九一五年，现明带着剃度徒宗镜来到北京，先在法源寺任知客，不久升为监院，就对北京各界人士收受接管甚广。约在一九一七年，道阶派他到广济寺接做方丈后，他大事活动，对达官、显宦及其家属竭力拉拢，殷勒备至，现明生就一副“风致高傲瘦骨如柴”的样子容貌，因此颇能招致檀越。他为了接待官宦人家的女眷，特请了几位尼姑卖力联结。在这种情形下、广济寺的佛事，日渐兴隆，其他寺庙望尘莫及。
现明在广济寺做了几十年方丈，常常不断地有善男信女皈依求法，曾先后九度开坛传戒。每坛人数多则千余人，少则数百人，统计所收弟子当在万人以上，内中包括军阀、官僚、政客、地主、富豪、妓女、地、流等等，无所不收。如阮忠枢之妾、潘复、张学良、靳云鹂、姜桂题、江朝宗王怀庆、王琦、王揖唐、潘毓桂、殷汝耕夫妻、荣臻、褚民谊、万福麟、好友三夫妇，曹汝霖、吴佩孚的家属、袁世凯的第六妾，张宗昌的妾等等都是都是他的皈依弟子。
一九二六年冬，现明在寺中创办了弘慈广济佛学院。为了方案办学的基金，现明亲自出马向北京各界化缘，同季候庙中僧众人手一钵，穿街入巷向人乞化，并通过各省到广济寺进喷鼻香的檀越，达到向外地募捐的目的。这次募捐，以和广济寺来往最密切的檀越、阮忠枢之妾捐款最多。弘慈广济佛学院于一九二三年冬成立，由现明任院长，梵月任督监，空也任督讲，国文教员是宾玉瓒居士(湖南解元，日本法学士，现明弟子)。对学生录取的标准，因此学生头脸整洁，并有两个名僧做保为先决条件。每天的作业，除学习讲经和上殿的佛法科目以外，还有四书、五经、古文等普通科目。两种科目各占教时一半。午夜二时即须起床，晚间九时才许就寝。学生的康健很差，患咯血症的在半数以上。一九二六年该院第一届毕业生，只剩下十三名。
弘慈广济佛学院前后共办了九期，每期人数不等。该院鉴于第一届毕业生人数太少，重新作了方法，放松了对学生的束缚，以是在日伪统治期间，学生名额达百余人。弘慈广济佛学院从一九二六年景立，到一九四六年结束。
一九三一年四月，现明向各界化缘，举办“众姓道场”。寺内高搭彩棚，棚内满镶着庙中特制的内镀水银的大玻璃镜子，所成立的器皿，多是金镶银铸，支配得富丽堂皇。众姓道场，原拟举办四十九天，斋主、来宾应接不暇，熙熙攘攘。寺内为檀越特备的吃喝也极其丰硕华贵，连所备的点心也印着弘慈广济寺的字样。在道场进行了二十几天的时候，由于喷鼻香火不慎，先从华严坛动怒，继而延烧大殿等处，拥有二百余间房屋的一座寺院，数小时内，付之一炬。现明在大殿着火时，跪在垂花门外，口中念念有词地念亚灭火咒”彭,但火势越烧越猛，不但引着大殿，随着就连斋堂、方丈等处，都烧成一片焦土。
广济寺惨遭失火，变成一片瓦砾，不久，就重新建筑起来。又在庙址附近买了一所王府，进行翻修。而大殿中的佛象，由于仓促将事，塑造不及，只得由羽士庙请来神象，由于这些神象多是蓄发的，又令工匠为其剃度改装。重修后的广济寺喷鼻香火更盛，压倒京市各个寺庙。
一九三五年广济寺的纠察成林(山西人学五台山铜瓦店出家)，卖力斋堂、大殿的管理事情。他为人十分凶恶，私生活放荡不羁，极为寺中僧人所不满。当时有从天津来广济寺挂单的僧人圣慧(河南人，天津大兴寺方丈)，一日过午斋堂时，不慎用筷子碰响了饭碗，成林听到，立时大怒，抬手猛打了圣慧两个耳光。圣慧羞忿难当，下了斋堂之后，便出寺到街上徘徊，结果跑到东直门城墙上，坠城摔去世。成林好吸纸烟，曾被现明责打，逐出寺去。成林去天津后，无所归宿，复遄回广济寺，要求收容。结果现明罚令成林出金百元，请全寺僧众斋饭一堂了事。
在北洋军阀盘据期间，现明曾常常为军阀们伤悼阵亡将士做水陆道场和祈祷和平等各种法会，藉以谄媚军阀。
在日伪统治期间，一九四〇年，现明凭借王揖唐的势力，并借口归还庙产为由，霸估了座落在昌平县六里屯村落塔儿坟属于清梵寺的田产三四顷。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现明为了迎合日寇、汉奸的意旨，发起举行对“大东亚阵亡将士伤悼会“严仪式非常繁冗。当时调集了僧、道、尼、番、男女居士，齐集广济寺。敌伪汉奸头目王揖唐、董康等，也都到会参加并分别向大众讲话，进行奴化宣扬。王在讲话中说:“……共产主义与我们佛教教义原是不相容的，我们要以佛教教义纠正他们的缺点思想，我们要以实施佛化，改正他们的出轨行为，伤悼大东亚阵亡将士，便是为达到上述目的……”。同时佛教会全朗、梵月等也分别说了一套献媚求荣的话。会后日寇发起立纪念碑。不久就在该寺天王殿旁树起汉白玉石碑，上刻有“南无妙法莲花经”，碑旁书“大日本皇军阵亡将士纪念碑”。
现明在一九四一年春天因病去世去，徒众对继续法席问题，发生了争执，缘故原由是:现明的子弟，代理方丈显宗、都监宗镜、首座梵月这三人都有继续法席的资格。显宗、梵月是现明的独德。而宗镜是现明从湖南带来的剃度徒。三人都想继续法席，于是各显手眼，大斗法宝。显宗为现明后事预备了栢木榕材，准备入殓，宗镜听说后，在津连忙购买了金丝桶木棺材一口，并率领天津泼皮刘荫浓，卢仲玉，刘广海、刘宝珍等百余人由津来京，大兴问罪之师。显宗也听到宗镜在津的举动，来者不善，立即哀求王揖唐设法坚持。王揖唐根据显宗的哀求，为现明成立治丧委员会，一方面派伪军警到寺保护，一方面又转求日本宪兵队在寺门口设岗。宗镜带来泼皮人等并抬着棺材由天津连夜赶到广济寺门日，见到寺内外军警林立，严阵以待，测透显宗那里已有所戒备，遂不敢轻于搪突。所带的泼皮人等见到寺门口有日本完兵设岗,便各垂头丧气,无可奈何地抬着这口金丝楠木棺材回了天津。
在这场风波之后，显宗由于王揖唐的撑腰，安然坐了广济寺的法席。
日本屈膝降服佩服后，宗镜借题显宗、梵月等在日伪期间曾有过献铜、献金、超拔“皇军”阵亡将士等等一系列的汉奸行为，遂向国民党政权领导下的许多部门同时具文检举。法院将二人逮捕，扣押一年旁边，后由显宗的法徒慧能哀求靳云鹏转托国民党要人居正设法挽救，不久法院就将显宗，梵月二人开释。
五、潭石寺
潭柘寺在距北京迤西七十里的潭柘山，以有龙潭柘林。故得名。初建于晋代，名嘉福寺，因此当地有“先有潭柘，后有幽州”的说法。唐从实禅师扩建之名龙泉寺。金熙宗皇统年间重修，赐寺额，“大万寿寺”。明正统年间改为广善戒坛。天顺元年复名嘉福寺。清康熙三十一年赐金重修，并赐御书曰:“敕建潭柘山岫云禅寺”。
从建筑与庙产范围上来说，潭柘寺是北京最大的寺院，寺内建有房屋数百间，拥有许多庄田。到一九三一年旁边，仍有十几顷地皮。
清末光绪年间的方丈叫慈云，市价地方不靖。一些为了躲避缉捕的人，时有逃到潭柘寺躲避的。该寺方丈利用寺院宽敞，寺娘家当很多，且与历来统治者都有联系，遂将来人收容进寺，为他们更名改姓，起法号，令其充当寺内“寻照”(即扼守山林的职务)。等事过境迁，再听其去留。如中医王春园，河北省献县人，从前在原籍行医，因架讼被人纠举，官府缉捕甚急，遂循入潭柘寺削发为僧。嗣后村落夫渐忘其事，县官亦不再深究。王遂蓄发回俗，重理旧业。后来在京津一带颇负盛名。解放后，已八十余岁，尚在天津行医。后病故。
昌平县永丰屯的惯窃田五头，在一九二七年，偷窃了村落庄某姓的庄稼，被本家儿告发,官府拘孥甚紧。田五头逃进潭柘寺,为寺中扼守田林，隐匿出家数载，及事过境迁，无人深究，遂还俗还乡
六、圆广寺
圆广寺座落在平则门外。清同治初年，在庆然和尚做方丈时，便结交了清廷各当权的王公，大臣们，往来于各王府间，不待传票，可长驱直入。不久又结识了下斜街魁宅，遂由魁某引 进，靠近了慈禧太后，从此庆然声价十倍，每逢奉召进宫，受到此庆然也被称为庆佛爷。 慈禧太后分外厚待，当时宫里寺人等均称慈禧太后为老佛爷，因庆然和尚有了慈禧太后这一座靠山，又受到王公、大臣们的推许，四方布施滚滚而至，遂把圆广寺这个颓废不堪的古刹，规复了原有的面貌。寺地附近，置有大面积的地皮和集园，对外应酬佛事，寺内为本家儿停放灵枢。庆然去世后，两传至慈慧。于一九三四年，全市的粪夫向北平市府抗捐，因圆广寺外附近有大面积的菜园，平常雇着长工(园把式，年给人为一百五十元，管饭吃;园丁每年人为四十元;另给两季衣服，也管饭)从事劳动生产，与北京市的天严寺、善果寺、广通寺、觉生寺、万寿寺等许多寺庙。一样都依赖寺外经营的菜园获利，作为寺中紧张的经济来源。这些寺庙在菜园附近都开设粪厂，按当时粪厂的规矩，每天令粪夫(给住户掏粪的粪夫每季得酒钱一元，雇给粪厂运粪的粪夫月给人为三元)用人力粪车将北京市内各处粪便掏净，运回粪厂，以供菜园施肥。余者售给当地农人，用棉花、粮食等农作物来换,冻粪论车、干粪论筐,每筐售价折合粗粮一斤，每年赚利很多。一九三四年袁良任北平市永劫，见到当时粪车没有捐税，准备对粪车加征一种捐税，名为“牲口税”，这样不但增加各粪厂的包袱，而且对掏粪人征收牲口税，是莫大的侮辱。因此激起了粪夫的愤怒。慈慧通过各寺庙，对粪夫说:“对拉车的人征收牲口税，这是侮辱人格……”，所有北京的粪夫都起来，扛着粪勺，上街游行示威，向市府请愿，并罢工七天，表示武断抗议。罢工后，市外肥料缺少，市内各处厕所，粪便堆积，满城臭气冲天。袁良目睹这种情形，不敢再行坚持原议，遂把要征收的牲口税，改向粪厂加捐，粪夫们才规复了事情。“屎勺于舀袁良”的一句笑柄，却轰动了北京。
七、善果寺，
善果寺在北京彰仪门外。清末由宛平县北安河村落僧人海莲做方丈，在寺址附近有菜园，寺内有房屋百余间，利用房屋租给外人在寺内开设制喷鼻香工厂。该寺贫儿院的贫儿多在喷鼻香厂做工，所得人为都须上缴寺方。海莲做方丈期间，曾一度开坛传戒，受戒者有四、五百人。一九二三年旁边，该寺即由外来僧人悟禅继任方丈悟禅是山东人，中年出家，曾在山东参加过红枪会，随后又入了另一个会道门。他常在盛暑或寒冷的景象里，摆出寒暑不侵的样子，博得了很多好奇者的注目。他自称“剑仙”，颇受一些人的盲目崇奉，他们并替他做责任宣扬。由此悟禅在山东名声大振，曹锟在直隶督年任上，震于其名，特邀赴保定，并皈依悟禅作弟子。
一九二三年，曹锟任总统后，把悟禅安置在北京外八刹之一善果寺法席上。悟禅爬上善果寺的方丈法席，曹锟为他重修该寺。悟禅有大总统为其撑腰，振臂一呼，四方各界人士因而相应，布施的如潮水一样平常。他曾陆续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设立了所谓慈善的分支机构(该慈善机构已不能忆其名)。
悟禅担当该机构要职，利用这个慈善奇迹，为驻防保定的曹锟沽名钓誉。悟禅又在善果寺内收容灾区儿童四百余名，年事均在十二岁旁边，以上海、杭州、江苏、河北、山东、东北等灾区者为多。招收的工具，多是全国各灾区的儿童。借着各灾区的灾情，去作化缘的宣扬，并利用灾区的儿童作化缘的工具，先后到全国各地去化缘，每次外出化缘，常常采取的手腕是把来自灾区的儿童,抽调出一部分人来掺杂到化缘的行列中去，令这些儿童们手中托着一个为化缘而特制的木盒，内放米糠，麸皮等人们难以下咽的食品，以博得当地人们的怜悯，使之慨解义囊。悟禅为了化缘的顺利，利用他的势力，还得到各地警察局等资助。一九二四年冬，曹锟失落势，悟禅遂失落掉化缘的有利条件，因而收入锐减,该慈善机构旋告结束。同时悟禅也离开善果寺去天津开办慈仁禅院。
夲文章A|复制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辑，有全信和尚、刘维祺编写整理，笔墨少有变动，照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