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扇子种类很多，险些利用了所有的可用之物来制作扇子。竹编扇、羽毛扇自不必说，诸如蒲草、麦秆之类，都可以做身分歧风貌的扇子。我国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扇子实物，是湖北江陵马山出土的战国期间的竹编扇和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期间的竹编扇。两把扇子的摇柄都偏在一边，其形状就像一扇缩小的门，那摇柄便是门轴的延长。
折扇是折迭扇的简称，它以竹木或象牙等为骨，韧纸或绫绢为面，可收拢折迭，因此又被称为蝙蝠扇、撒扇、聚骨扇、聚头扇等。
在我国，“折扇”涌现的韶光较晚，文献中说是古代日本和高美人所发明，宋代传入我国，普遍利用则是在明代永乐年间（1403至1424年），亦称“聚头扇”、“折迭扇”。但实在不然，根据本次的整理研究创造折扇据古布告录可能魏晋就涌现过，宋代受日本、高丽的影响，中国又开始制作折扇。这属于一种技艺“回流”征象。
北宋年间，折扇由日本作为时髦的舶来品，开始在上层社会流传，《宋史•日本国传》记端拱元年（988年），日本青鸟使的礼单上就有“金银莳绘扇筥一盒，纳桧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蝙蝠扇便是折扇。北宋折扇的罕见和宝贵，还可从宋人话本里得到佐证。《赵旭遇仁宗传》（即《赵伯升茶楼遇仁宗》）说仁宗微服出宫，上樊楼饮酒，“仁宗手执一把月样白梨玉柄扇，倚着栏杆看街，将扇柄敲槛，不觉失落手，坠扇楼下”。“月样白梨玉柄扇”当为折扇无疑，可见折扇在当时供宫廷御用，并非为民间所常见，话本中将它作为身份的标志。
宋人仿制日本、高丽折扇已在南渡往后，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四中记道：“宋人用折迭扇，以蒸竹为骨，夹以绫罗，贵家或以象牙为骨，饰以金银，盖出于高丽。《鸡林志》云：‘高丽迭纸为扇，铜兽靥环，加以银饰，亦有画人物者，中国转加华侈云。’”可见在南宋，仿制折扇“转加华侈”，在技能上、装饰上都有很大进步，已呈青出于蓝之势。今存最早的折扇图像，仍是1978年在江苏武进南宋墓葬出土的戗金花卉人物朱漆奁，奁盖上戗画着《仕女消夏图》，两个仕女一持团扇，一摇折扇，表明南宋后期折扇已在大户人家普遍利用。
由此而至明永乐年间，折扇日趋于遍及，一说得力于成祖朱棣的推广，刘廷机《在园杂志》卷四记道：“其扇本名折扇，亦谓之撒扇，取收则折迭，展则撒舒之义。明永乐中，朝鲜国入贡，成祖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为之。自内传出，遂遍天下。”由宫廷而民间，折扇遂渐成为平凡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
至明代中期，苏州成为折扇的主要产地之一。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有曰：“上自宫禁，下至士庶，惟吴、蜀二种扇最盛行。蜀扇每岁进御，馈遗不下百余万，上及中宫所用，每柄率直黄金一两，下者数铢而已。吴中泥金最宜字画，不胫而走四方，差与蜀扇埒矣。大内岁时每发千余，令中书官书诗以赐宫人者，皆吴扇也。”又曰：“蜀扇譬之内酒，非富人笥中则妇人手中耳。吴扇初以重金妆饰其面为贵，近乃并其骨，制之极精。有柳玉台者，白竹为骨，厚薄轻重称量，无毫发差爽，光滑可鉴，每柄值白金半两，斯亦淫巧无用者矣。”苏州之以是成为折扇的主要产地，并以精雅、时尚独步天下，有其社会、经济、文化诸多成分。
洪武初，朱元璋对支持张士诚的江南豪族地主进行了限定和打击，且在江南征收全国最重的赋税，这种状况一贯延续到宣德、正统年间，苏州知府况钟在在江南巡抚周忱支持下，在民生经济上即采纳“减浮粮”、“定济农仓”、“立义役仓”三大方法，并招抚流民还乡，兴修太湖水利，规复发展生产，极度衰敝的社会经济开始复苏。历经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苏州经济培植进入良性循环，涌现了繁荣富庶的局势。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手工业在自给自足的自然构造中逐渐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商品生产行业，商品流利和交流的范围也不断扩大，苏州遂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央。面对这样的变革，官商士民无不欢欣鼓舞，社会思潮也开始逐渐转向，客不雅观上打破了传统礼制对付衣食住行的森严规范，代价不雅观念发生异化，特殊是工艺思想发生深刻变革。同时，明代苏州诸多才华横溢、造诣卓绝的人物聚拢苏州，不但腹心相照、声气相求，而且各擅所长，风采迥异，“家家抱荆山之玉，个个掌灵蛇之珠”，呈现一道丰富多彩的文化景不雅观，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罕见的。工艺史上自然也不例外，值得一说的是，明代苏州文化人对工艺思想的推进，工艺技能的提升、民间工匠与士大夫的互换，起着十分主要的浸染，特殊是形成以精雅为紧张特点的苏式工艺风格，在美学上作了全面不雅观照。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苏州折扇成为风靡一时的“怀袖雅物”。从出土文物稽核，明代苏州的折扇利用已相称普遍，个中字画扇盛行，有的还作为生前的钟爱之物随葬墓中。1966年，在市郊虎丘公社新庄大队发掘王锡爵墓，出土折扇三柄，个中男用十六方九寸圆头水墨竹扇纸面字画折扇一柄（扇面已毁）；女用二十二方寸圆头雨金乌漆竹骨洒金扇两柄，扇面黑底洒金加贴金大小菱形图案，保存无缺。1973年，在吴县洞庭公社红光三大队发掘许志问墓，出土折扇三柄，一是乌木骨十二股泥金面，文征明字画两面；二是竹骨十二股泥金面，申时行书一壁；三是随葬明器。上述文物乃是明代苏州折扇的实例，充分印证了苏州折扇艺术的辉煌造诣。
清代是折扇发展的壮盛期间，材质多样，制作各别，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刘廷玑《在园杂志》卷四称折扇自永乐往后，“至本朝三百余年，日盛一日。其扇骨有用象牙者、玳瑁者、檀喷鼻香者、沉喷鼻香者、棕竹者、各种木者、罗甸者、雕漆者、漆上洒金退光洋漆者，有镂空边骨内藏极小牙牌三十二者，有镂空通身填以异喷鼻香者。扇头钉铰眼线，有镶嵌象牙、金银、玳瑁、玛瑙、蜜蜡、各种异喷鼻香者，且有空圆钉铰，内藏极小骰子者，刻各种花样，备极奇巧，甚有仿拟燕尾，更有藏钉铰于内而外无痕迹者。其便面有白纸三矾者，有五色缤纷者，有糊喷鼻香图面者，有捶金者、洒金者。命名不一，其骨多而稍微者，名曰春扇、秋扇；以喷鼻香涂面者，曰喷鼻香扇；可藏于靴中以事行旅者，曰靴扇；更有以各色漏地纱为面，可以隔扇窥人者，曰瞧郎扇；且有旁边可开，制为三面，暗藏个中画横陈者，曰三面扇。”
清代苏州仍是全国的经济和文化大城，在苏州民间工艺品种，折扇仍是大宗，行销南北。清初，苏州精制的水磨竹骨折扇仍进贡朝廷。雅尚苏州折扇的风气，也在文学作品中反响出来，如《红楼梦》第六十七回，说薛蟠从苏州带回的物品中就有扇子，与自行人、酒令儿、沙子灯、泥人儿、捏相等，都是最具苏州地方特色的“土宜”。徐扬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所作《盛世滋长图》长卷中，也画有两家扇庄，一家在木渎中市，悬有“苏杭杂货”、“各色雅扇”招牌两方，柜上就挂有折扇；一家在山塘桥堍，檐外悬有“手巾扇子”招牌一方。这是苏州折扇市场的真实写照，一方面它仍是“怀袖雅扇”，另一方面它深入民间，引车卖浆之流也用它来招风纳凉。值得一说的是，苏州演说评话者，将折扇作为道具，既如实利用，又虚拟利用，收拢时作为朴刀、长枪、棍棒，展开时作为托盘、木枷等，这是折扇对演出艺术的分外贡献。
清代苏州折扇业，既有扇庄，又有作坊。扇庄有的是前店后坊，制作兼经营；有的仅收购作坊制作的扇骨、扇面，装置后发卖。乾隆时闾们内西街的毛恒凤扇庄，道光时的丁方九扇庄、溢美斋扇庄，光绪时闾门上塘的古训堂扇庄，都负有盛名。同治初，扇骨作坊有十余家，从业者百余人，苏州折扇业为保护行业利益而成立公所，设址于桃花坞韩衙庄。光绪年间，随着沪宁、津浦、京奉铁路通车，苏扇销往北方特殊是奉天的数量剧增，苏州折扇业开始委托南京、常州的制扇作坊加工，继而两地陆续有作坊迁来苏州。
民国初年，苏州折扇业持续发展，作坊集中地由韩衙庄扩展到闾门内西街。公所改组，一分为三，扇骨公所在韩衙庄，扇面公所在后新街，雕边公所在隆兴桥。各公所又分大行、小行，作坊入大行，个体制作者入小行。当时扇庄以张多记扇庄最大，业主见多宝于清末从常州搬家苏州，开设作坊，制作高档折扇，民国初年景长为扇庄，所制竹折扇，1921年获上海总商会商品陈设一等奖，同年又获江苏省第二次地方物品展览会三等奖，又参加1929年的首届西湖展览会，它以嘉禾为牌号，荣誉日隆，销量日增，成为苏州第一大扇庄。同时，苏州还有李瑞记、唐恒和、黄荣记等扇庄，各扇庄在北京、天津、沈阳、昆明等设有分销点。
1949年后，苏州扇庄有徐新记、唐恒和、张卿记、黄荣记、李瑞记、祝金记、唐嵩记、杨政记、时瑞记、杨源记十家。1954年，苏州制扇业手工业劳动者分别成立了三个生产联合小组，1955年合并成立了折扇生产互助社，1957年集中生产，1958年建苏州扇厂。这一期间，除生产传统折扇外，开拓了女折扇、民航扇、导游扇、广告扇、舞蹈扇、轻便扇等新品种。1981年批量生产长60厘米至100厘米的大折扇，作为室内装饰品。1982年又试制长200厘米的特大折扇，宛如屏风，在广交会上展出。1981年，苏州扇厂的水磨竹骨折扇得到江苏省工艺美术百花奖，同年在全国扇子评比中被评为第一名。这一期间的著名制扇艺人，有杨春来、王健、杨长云、徐义林、曹小弟、徐家栋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系统编制发生变革，扇厂转为民营，同时涌现多个独立经营的折扇作坊，这标志着民间工艺品的制作又回归民间。
自明代以来近六个世纪，苏州折扇兴盛不衰，经久弥新，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财富。明清期间苏州折扇之以是能达到这样的艺术高度，与苏州当时发达的经济文化，良好的自然环境，丰富的质料资源，以及优胜的传统手工技艺都是密不可分的。所谓“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四者然后可以为良”。2006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怀袖雅物》（赵羽主编）便是一部详细记载苏扇的历史文献，全面展现明清以来折扇在材质、造型、雕刻技艺、扇面艺术的全貌，反响苏扇600年来的发展进程。
近三十年来，随着全国收藏热潮的涌动，折扇收藏成为热点，无论成扇、扇骨、扇面，乃至扇坠、扇袋、扇盒等，都受到收藏者的青睐。这不但表示了当代社会生活的传统文化需求，更反响了人们对这一文化遗产的器重和钟情，因此它的生命力是耐久不衰的。
对付一把折扇，紧张由扇骨和扇面两部分组成，因此评判其代价就要考虑两个方面。扇骨讲求的制作工艺，表示出工匠的高超技艺；扇骨上精道的雕刻艺术，表示了风雅文雅的艺术风格绘制、雕刻者巧夺天工的技艺；扇面上气韵丰沛的字画，提升了扇子整体的艺术魅力。 在把没有打开的折扇放在人们面前，首先看到的是扇骨的材质和外不雅观造型。材质美，造型巧，自然就会博得人们的喜好。
如说材质，扇骨则以竹、木为多。纵然有紫檀、乌木等较好的材质，甚或象牙、玳瑁之类，但行家还是普遍喜好竹折扇。明代沈德符《野获篇》记载说：“吴中折扇，凡紫檀、象牙、乌木者，俱目为俗制，惟以棕竹、毛竹为之者，称‘怀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敷贵，惟骨为时所尚。”在扇面与扇骨中惟以竹为雅。这便是著名的水磨住折扇骨，竹色蜡黄而玉润，丝纹纤细而特立，清新秀美，本于天然。看似普通的竹材，但其柔韧性和坚硬度却赛过能入扇骨的其他材料。明代有制扇名手沈少楼、柳玉台所制扇价至一金，而有蒋苏台制一柄竞代价三、四金，尚且争购不得。折扇本是文人学士的“怀袖雅物”，讲究的是“风雅”两字，以是虽以紫檀木制作的竟被视为“俗气”。这便是淡雅和艳丽之分,这便是素雅和繁华之别。这便是折扇的艺术，这便是艺术的选择。
若论造型，折扇除了材美，便是工巧了。制扇技艺从扇骨外不雅观造型上就能看出分晓。扇骨的长、短、多、寡、宽、窄及模样形状组成了扇子的形状，以是扇骨的造型变革甚多，根据不同组合，可获取不同的艺术效果。在扇骨聚头处，即折扇手执的柄部（把手），虽然是末端，造型变革却是多达百余种。如明代的古方头、排茄头、花鼓圆头、玉兰方头、清代的大圆头、大瓶式头、葫芦头、琵琶圆头等，各有风貌特色。可以说，扇骨虽长不盈尺，宽仅寸内，但经制扇艺人的巧思巧构和博识技艺，竟能造就千变万化的艺术构图，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艺术天下。 而且技艺职员还能对扇骨施行多种艺术装饰，如刻面、嵌贴、漆面等。刻面，是字画家与技艺职员互助施展才能最佳的地方。在如此狭窄的扇骨部位，要达到字画才艺的展示，本来便是一个难题，既小而又要雅，难上价难；技艺职员则要根据字画内容，采取雕刻技艺，或透雕、浅雕、阴刻，或阳文留青竹刻，处处要见刀功才思。嵌贴，则在有限的扇骨上再镶嵌螺钿、骨石，布局立体画面。漆面是要采取雕漆工艺，多次施漆、打磨，直到光色残酷，再行雕漆。
经由艺术装饰的扇骨，特殊是刻边，附加了文化内涵，提升了它的艺术代价，如是名家所作，物以人重，成为传世珍品。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二记了一件事：“正德中吴人刘永晖所制阔板竹骨扇一柄贻余，曰：‘扇工虽琐细，然求如此浑坚精细者，其法绝矣。’扇有陈眉公书一绝云：‘万壑松涛碧影流，石床冰簟冷如秋。卷帘飞瀑悬千丈，恰对吾家竹里楼。’诗意清迈，书法亦苏、黄、米相杂。”李日华所得的这柄“浑坚精细”的阔板竹骨扇，乃正德间苏州高手刘永晖所制，扇面则为万利间绅士陈继儒所书自作诗，珠联璧合，自然十分难得。其余，折扇的附属品扇坠、扇袋、扇盒，乃是它的外部装饰。扇坠系于扇柄之下，材质多样。《长物志》卷七曰：“扇坠宜用伽南、沉喷鼻香为之，或汉玉小块及琥珀眼掠皆可，喷鼻香串、缅茄之属，断不可用。”这便是名人相互赠送的名家所制竹骨扇，浑坚精细，做法奇绝，由此可见，扇骨早已从实用性而进入可抚玩的艺术境界。
扇骨竹刻，别号箑边竹刻，“箑”即是扇，高诱注：《淮南子•精神训》曰：“箑，扇也，楚人谓扇为箑。”“边”即是大边，也便是折扇的大骨，扇骨竹刻是将竹刻技艺利用于折扇大骨上的一门雕刻艺术。竹刻本来仅是雕饰工艺，直至明代中晚期，也便是与折扇兴起同期间或稍晚，由于大批文人巧匠的参与而大放异彩，竹刻也从纯挚的雕饰工艺一跃而上升为供人把玩品赏的一门独特的雕刻艺术。开此风之先并做出巨大贡献的有明代嘉定三朱（朱松岭、朱小松、朱三松）和金陵濮生（濮仲谦），凌晨期的张、沈、吴、封（张希黄、沈大生、吴之璠、封锡禄）以及乾隆时的周颢、潘老桐等。当时形成了著名的嘉定、金陵两派，而金陵派由于本身就处于折扇兴起的皇城（南京），其浅阴刻的竹刻技法紧张利用于扇骨雕刻上，因此可以说金陵派首先首创了扇骨竹刻，这从前人的文献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扇骨竹刻流传至今的明代实物已罕见，仅见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两柄刻有“仲谦”款的浅刻扇骨，两扇均出自河北省的一座明墓，扇骨上分别用阴刻法刻梅花、水仙、兰花及诗句。据记载，濮仲谦生于明万历年间，他的竹刻当时就名噪一时，虽然最为人推崇的是他的不事刀斧，经手略刮磨即成器之竹刻，但他另一个特长便是刻扇骨。与他同期间的另一位竹刻家李文甫也擅刻扇骨，且同他风格附近，因此李、濮二人被后人称为“金陵派”开山之祖。可是，李、濮二人在明刘銮《五石瓠》、文震亨《长物志》中都讲是苏州人，是苏州人流寓金陵，还是金陵人曾寄踪吴中，很难定论，然而，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他俩均生于明中晚期，均擅刻扇骨竹刻，并以此有名于世，因而我们可以推测扇骨竹刻在明中晚期已非常成熟。由于扇骨竹刻不易保存，明末清初之实物已是难觅芳踪，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多的是清嘉道以来的东西。以前许多竹刻史论家常感叹晚晴以来竹道衰微，不复有明末清初那般技高韵古。诚然，在文房雅玩和案头清供领域，后者难望古人之相背，但走古人未走之路，另辟路子，在扇骨竹刻上大显技艺，正是嘉道以来竹人精确的选择。扇骨极薄且窄，用武之地极其有限。然这方寸之地经二百余年无数竹人的不懈努力探索，却首创出了一个全新的天地。其间另一个关键要素，即自明代中晚期开始，城市繁盛，尤其是江南一些城市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兴起，经济富庶，文风蔚然，市民阶层开始形成壮大，他们须要和喜好像折扇这样精细而文化内涵丰富的手工艺术品，特殊是嘉道以来玩扇赏扇之风日盛，官名流人互赠书扇之风盛行，文人出门应事，朋友聚会，手执一扇，舒卷谈笑，尽显自身儒雅。如果折扇上有名人字画，名家雕刻那更是脸面生光，折扇成了一件标榜自己身份地位的展示品。在经济这一活水的滋养下，于是造就玉成了大批刻扇名家的萌生。由于玩扇赏扇者当时紧张集中于文化经济发达的地方，因此，晚清民国期间，刻扇竹刻家最生动的地方是江浙二地和京津地区，苏州作为文化名城，又是巧匠辈出之地，明中叶又以吴门画派引领域内，扇骨竹刻自然独领风骚。
明清以来，善于扇骨竹刻的竹刻家甚多，大致可分为二类，一类为字画金石家兼竹刻家，另一类为专职竹刻家兼通书画篆刻。前者颇具影响的有：张燕昌、赵次闲、陈鸿寿、杨聋石、胡老匊邻、释达受、王石喷鼻香等；后者有：张辛、蔡照、方絜、马根仙、周之礼、张楫如、谭一民、黄山泉、支慈庵、金西崖、张志鱼、徐素白等，可谓“家家抱荆山之玉，大家掌灵蛇之珠”，群星残酷，各逞其能，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竹刻艺术的宝藏。
字画金石家每每以刻章之法镌竹，追求金石味，字画均自为之，他们制扇纯出新奇，聊寄雅兴而已。个中以杨聋石风格最明显，其刻字用刀深圆，能将书法艺术讲究的毛挫感和篆刻边款那种率意古朴的韵味完美地在竹刻上再现出来。释达受，被著名学者阮元誉为“九能僧”（诗文、书、画、印、竹刻、装裱、鉴赏、传拓、修整古器），他的竹刻，文人气息浓郁，笔情墨趣尽显刀底，属竹刻中之逸品。王石喷鼻香则运刀细腻文静，入刀深浅皆契合运笔之轻重，刀随笔转，深得个中三昧。
职业竹刻家，他们以刻竹为生，每每毕其生平从事扇骨竹刻创作，虽偶或阅读其他艺术，但终以竹刻家面孔名世。这些人大多兼通书画，且与同时期一些著名字画家多交往密切。例如，清周之礼出自篆刻家王云门下，又常住在字画家兼收藏家顾麟士家中，顾氏“过云楼”所藏字画，当时名冠吴门。清同治时人蔡照，与画家任熊同里，二人为深交，任熊许多人物画册之刻版均由蔡照担当。二人互助的扇骨竹刻也非常多，据传有一个藏家曾请任熊画扇百柄，花卉、人物、山水、佛道无所不具，均由蔡照奏刀刻就。近代竹刻家金西崖和金城，徐素白与江寒汀、唐云等画家互助，留下了许多扇骨竹刻名作……字画家和竹刻家携手创作这是晚晴以来竹刻高手创作扇骨竹刻一个相称普遍的征象，一流的字画大手笔和一流的刀功刻技相结合，于是创造出一流的扇骨竹刻佳构。另一个征象便是摹刻金石笔墨，清嘉道以来，金石考据学、碑学大盛，文人偏嗜金石笔墨，在扇骨上摹刻钟鼎石鼓遂兴，发展到极致竟能将全文毛公鼎，十石鼓数百字用阳纹刻于扇骨上，且鄙视原拓。为追求石碣、青铜、货币斑驳之感，又创造出了各种糙地刻法，开前代竹刻之未有。纵不雅观诸家所刻金文，令人叹为鬼斧神工。
扇面是折扇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与折扇同步发展。早在明代中期，苏州就有制扇面的名家，如方氏所制，堪称佳妙，相传文衡山非方扇不书；又有胡得芝，民国《吴县志》卷七十五记道：“裱扇面，则有胡得芝所用楮折得意，心手相应之妙。”这两条文献记载，乃是我国最早关于制扇面艺人的记录，可见苏州无论制扇骨、扇面，乃至附丽字画，都有筚路蓝缕之功。扇面起初为素面、金面，然后又有用染色的色纸扇面。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等所作字画扇，传世的大都是泥金扇面，这解释扇面的基本品种在明代已经形成。及至清代，折扇形制呈多样化发展，个中也包括扇面。
当折扇展开时，扇面乃是分外的平面图形，即所谓扇形。自折扇遍及后，扇形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不但是器物的造型，也作为园林建筑中空窗、花墙的典式，这是折扇对美化生活的贡献。扇面的旁边边缘是两条直线，呈“V”字形相交于扇钉；它的高下是两条平行的圆弧线，均以扇钉为圆心，高下圆弧线之间，即为扇面，它的下限以扇肩为半径。扇面高下的间距，由扇骨的尺寸而定，一样平常来说，扇面高下的间距，与扇骨上板（即扇肩至扇边）的尺寸是相等的；扇面旁边间距与扇骨的档数有关，扇骨档数多，扇面的面积就大，旁边间距也大，反之，扇骨档数少，扇面展开面积就小，旁边间距也小。
因此，扇面规格尺寸是和扇骨相配套，一样平常有七寸、八寸、九寸、一尺，特大尺寸的需其余定做。一柄折扇的扇骨，常见有从九档至二十档，凡单数称单，双数称方。扇面规格尺寸，传统是将尺寸和档数并称，如八寸十八方、九寸十八方、九寸二十方、八寸九单、尺十一单、尺十三单、尺十五单、尺二十方等，配套起来，一览无余。
扇面的制作材料，除女用绢扇外，都以纸料为主，以细腻牢韧、久用不裂者为佳。好的扇面，一样平常采取细洁绵韧的宣纸为面，稳定软熟的皮纸为衬，光滑细薄的竹料连史纸为芯。宣纸做扇面，除素面外，有的经由染色、煮硾、上浆、刷胶矾、上云母、洒金箔等工序，做成淡青色或古铜色扇面，还有煮硾笺、净水笺、云母笺、金花笺等花色品种。苏州制扇面，一样平常采取安徽泾县产净皮料半生熟宣纸、皮纸、连史纸和浙江宣纸，赞助材料有骨胶、牛皮胶、矾、云母粉、面粉（做糨糊用），以及再加人为料金箔等。金箔有两种，一种是含98%黄金的真金箔，一种是含74%黄金、26%白银的冷金箔，用于制各种泥金和洒金扇面。
据钱思元《吴门补乘》记载，宋代苏州承天寺造纸工场专造“还复纸”。“还复纸”即“还魂纸”，便是将废纸重新打成纸浆，再制新纸，乃是一种废物利用的生产办法。苏州扇厂马文斌更有创造，他将宣纸边角料浸泡成纸浆，再抄成“还魂纸”，将它衬在扇面里，向明可显出云头片样的花纹。
扇面有纸面、绢面之别，纸面分为素面，色面，金面三种。
一、素面，常日是宣纸原有的本色，也有做得轻微灰暗，成为仿旧素面。素面中有一种镜面，用镜面笺制作，镜面笺明初已有，后来用于制作扇面，它的表面光润，平滑似镜。还有一种发笺扇面，它是用分外纸张发笺制作的，纸面上带有丝丝纤维，像头发那样细，颜色比较深，具有特有的装饰意见意义。民国年间，苏州素面最好的是镜面和市矾，当时售价每张大洋二圆。20世纪50年代后，苏州素面分为三档，一是市矾扇面，以安徽宣纸为质料，套矾至少四次；二是中矾扇面，以浙江宣纸为材料，做工较差，至多套矾四次；三是行矾扇面，不用宣纸，以普通皮纸、连史纸等为质料，做工差，不套矾，至多在矾水里拖一遍。
二、色面，乃利用染纸工艺而成，多数是玄色或瓷青色，也有用赤色珊瑚笺或赭黄色虎皮笺，但制作较少，比较罕见。在黑纸或瓷青纸扇面上用金粉或银粉作字画，有分外的韵味。
三、金面，一样平常分为泥金、洒金两类。所用金箔有佛赤、大赤和田赤三种。他们的差异在于，含金量不同，个中田赤含金量74%，含银量26%，光荣偏冷，也称为冷金。泥金是全体扇面完备铺满金色，密度很高，而洒金露出的内地较多，金色的点子彷佛是洒上去似的。泥金扇面可分为多种花色，个中御用金花笺，供朝廷利用；梅花金笺，又称鱼子金笺，全金色中略带银白色的圆点；大赤笺，完备铺满金色；半赤笺，布满非常周详的金色点子；全冷金笺，整张扇面铺满冷金；半冷金笺，整张扇面布满非常周详的冷金点子。洒金扇面分三种，依金色点子的大小为差异，一是细金，全部点子较小；二是片金，点子多数较大；三是雨夹雪，点子大小相间。金面有两面泥金的，有一壁泥金一壁洒金的，也有一壁泥金或洒金一壁素面的。旧时还有以银代金，制作泥银或洒银扇面的。格景扇面是金面和素面综合利用的一种形式，如将扇面一分为二，一半洒金，一半素面，一半用来书法，一半用来绘画，称为“二格景”；如一分为三，两边素面，中间泥金或洒金，或者两边泥金或洒金，中间素面，称为“三格景”。以此类推，有“四格景”、“六格景”、“八格景”等。此外，还有在洒金扇面上留一圆形的，称为“开光”；留一方形的，称为“开窗”，都属于专门加工的品种。
扇面除上述品种外，还有几种分外的形式。
一、扇面常日是黏合在扇骨的大边上，小骨穿插在扇面中，但也有将每根小骨做成两片，将扇面夹在中间。
二、将剪纸裱在扇面的夹层里，向明可见剪纸的图案。1965年，江阴明墓出土一柄折扇，扇面中就夹着剪纸“梅鹊报喜图”，可见这是由来已久的扇面装饰手腕。
三、旧时有种分外的扇面，称为“三开面”。这种扇面套于扇骨上，正开和反开时，书法面相同，而绘画面不同，这是由于扇面每折中多做了一折夹层。“三开面”每每用于隐蔽春宫画，一壁书法，一壁绘画山水或花鸟，还有一壁便是春宫画。“三开面”工序较繁复，有时一张要费好几工。
南宋时就有在折扇上绘画，这种附丽装饰手段，也是继续日本、高丽扇的规制，周密《癸亥杂识续集》卷下记道：“其聚扇，用倭纸为之，以雕木为骨，作金银花草为饰，或作不肖之画于其上。”然而宋人所作，无论题材、笔墨，还是审都雅念，远与日本、高丽有别。赵伯驹是迄今所知最早在折扇上作画的，张雨《题赵千里聚扇上写山》诗曰：“翠水丹山气磅礴，几迭喷鼻香痕经手握。何年破镜飞上天，吴淞水剪并刀薄。江南宝绘多遗余，王孙不归恨蘼芜。蘼芜消歇秋风起，班姬为我歌乌乌。”郑元佑、倪瓒、陈方均有次韵之作。马远、马麟、杨妹子也在折扇作画，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三记道：“马远竹鹤、马麟桂花二册，本是一折迭扇两面，与金折迭扇式无异，折痕尚在，皆素绢为之，麟一壁稍破损。”陆深《东风堂随笔》也记道：“予收得杨妹子所写绢扇面，折痕尚存。”可见在南宋时，扇面已作为绘画的载体之一。
南宋人字画的折扇，或出于本土，或是来自日本、高丽的舶来品，这种征象持续到元代，洪希文《书倭人折迭扇》诗曰：“他乡憎怜或不通，云胡寒暑此心同。卷舒默寓行藏意，绘画深知采色工。范笔何妨书大暑，规尘莫遣污清风。”不管如何，至金元期间，折扇上字画，在宫廷里已不鲜见，有诗为证，赵秉文《题近侍局使聚扇》诗曰：“早朝携入紫微宫，日用都归节制中。运动枢机真有道，卷藏怀袖不言功。宸庭永日更番暇，水殿微凉侍宴终。愿以微躯奉清燕，仁声宣告舜弦风。”由此可见，南宋、金元间，折扇字画紧张局限于宫廷，民间则极罕见。至明永乐时，折扇开始遍及，《渊鉴类函》卷三百七十九引《潜确类书》曰：“明永乐中，朝鲜进折迭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为之，亦谓之撒扇。”此后，折扇逐渐从宫廷走向民间，折扇字画同样如此。在今传世的折扇中，以宣德二年（1427年）宣宗朱瞻基绘“柳荫赏花”和“松下读书”扇面年代为最早。《翰林记》卷十六记载，至成化四年（1468年），“凡遇端午，辄赐牙骨聚扇，上有御制《消暑歌》、《解愠歌》及诸家绘画，金织扇袋”诸物。也就在成化年间，字画折扇在民间蔚然成风。
成化至嘉靖年间，苏州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绘画在全国负有盛名，被称为“明四家”，又称“吴门派”。这一期间正是“吴门派”绘画的全盛期间，在全国有很大影响，沈、文、唐、仇四大家留下大量的字画作品，个中就有很多折扇字画，皆为国宝。
据白文贵《蕉窗话扇》记载：“烟云宝笈，乃故宫所藏元明两代名人字画折扇二箧，共三百柄。”1931年经吴景洲重为编订，作《烟云宝笈成扇目录识》，个中有曰：“夫折迭聚头，始自南宋，而箑面字画，盛于有明，故明以前之画箑，罕见闻见。此乃有盛子昭、王若水二家之作，则叶郋园《消夏百一诗序》谓沈、文以前无闻焉，其说破矣。即以明代而论，原目所列边、范往后，唐、仇以前诸家，其字画亦何莫非外间所罕见。”其余，《石渠宝笈》卷四、卷十二、卷二十二分别着录明人画扇，共有七册，个中绝大部分为“吴派”作者所画。
折扇的独特形式，决定它与立轴、横披、书页乃至团扇的构图不同，虽在咫尺之间，却有艺术创造的广阔天地，这是明代绘画载体的新发展。奥妙的扇面构图，仿佛并不在扇形里，而是像在长方形的横幅上一样，它的布局、色彩、线条、形象各部分的和谐统一，造诣了这一独具一格的字画艺术。明清以来，扇面字画艺术丰富多彩，兹分山水、花鸟、人物、书法简而述之。
一、山水扇面，总体哀求是前浓厚后淡，逐渐隐去，层次感强，咫尺之内，气候万千。布局紧张有三种，一是满幅构图，最大的特点是画面地平线随扇底的弧线向两边斜下，实多虚少；二是边角构图，虚多实少，疏阔明朗，或左上角，或右下角，取四角之一，作为画景重心，别的为云水，留有空缺，或做题款、钤印之处；三是一河两岸构图，乃山水画中最常见的一种，表现河之两岸风光，虚实呼应，变革最大，一河可以在旁边横贯，亦可高下直流，更多的是取斜向曲流，近者边角构图，远者忽忽隐去。
二、花鸟扇面，总体哀求是维妙维肖，有呼之欲出之感，色彩浓淡反差，韵味强烈。布局紧张有两种，一是中轴构图，主体置于中心，两侧留白，虽然主体较为集中，两边留多之后，布局就较为平淡、纯挚，每每用题款、钤印填补，如唐寅墨笔牡丹金扇面，一朵牡丹居中，花叶茂密，分布闲雅，用笔敦厚，墨色艳朗，浓淡有序，劲秀洒脱，留白适中，再以印鉴点缀，不愧为名家手笔；二是边角构图，主体任意在扇面高下，旁边四角之一，斜入画面，留白可多可少，富有变革，极具情趣，利于构图，占花鸟画的扇面比例大，一样平常以折枝花卉居多，留白处每每点缀昆虫、禽鸟之类，使之互为呼应。
三、人物扇面，占画扇比例极小，险些都作为山水人物画形式涌现，类同于山水扇面，极少以人物为主体的。一样平常构思图是由表现人物个性而决定，居中一样平常为长者者，而故事性内容的，则人物稍偏一旁，配以故事场景。其余，还有突出某种器物或动物的，一样平常构图不脱上述特点，个中动物和花卉、树丛相配者居多。
四、书法扇面，由于扇形是旁边伸开，在布局时要充分考虑到书写不能行行竖直，而必须向内收拢，形成由内而外之辐射状，此为扇面书法之分外性，若行行到底，则一定上疏下密，极不雅观观，故书写扇面有是非行的形式。是非行字数多少，要根据书写的内容、字体而定，如草书，笔画连缀，结体多变，不能和字体严整规矩的篆、隶、楷诸体相提并论，草书哀求气韵贯通，气势飞动，相互假借，十全十美。
扇面材质与字画内容和技法密切干系，泥金、冷金、洒金、片金及各种色纸，不同于素纸、素绢，最主要的是不能与绘画的设色相抵、相犯，青绿设色更难，古人能利用金面与其他色面的光采映衬画面，使之更显得光辉光耀华贵。
总之，字画扇面艺术的发展，既有继续，更有创新。明清以来，流派纷呈，名家辈出，不同画扇都表现了不同字画家的艺术个性和风格。无论是寥寥数笔，如墨竹、秋兰、枯枝、残梅，还是笔致细如毫发的山水野外、亭台楼阁，每每可从它的精神、气韵、成绩、意见意义和意境中细细品味，来领悟作者对构图的思考、运笔的虚实、设色的比拟，以此理解作者的艺术个性和风格。扇面字画艺术的富丽，终使源远流长的折扇，从日用品衍变成艺术品，因此而久经不衰，千古留芳。
苏州“雅扇”的成果与发展，揭示出一种文化互动的规律。它不是伶仃的，也不是哪个制扇名家所为。当它在这座古老的文化名城扎根落户，一定会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作为一种时尚，竞相购买，促进了折扇的生产。手艺匠师雕刻扇骨，字画家美饰扇面。苏州是个人文荟萃的地方，“吴门画派”的画家们都有扇面传世。在文人的心目中，与其说折扇是一件搧风纳凉的用具，不如说是一件可携带的流动的艺术品。从审美的角度看，扇面的同心半圆形是有韵致的，它不但成为字画的一种体式，乃至成为建筑园林的门窗模样形状。画家之画扇面，书法家之写扇面，工艺家之雕扇骨，演出艺术家之藉助于扇子的演技等，都是与扇子分不开的艺术。换句话说，它早已不是纯挚的生活用品了。大雅有形，意境无限。一把小小的扇子，承载了丰富的人文内涵。它的一头连着生活，另一头与精良的民族文化紧密相连，它与其他艺术互为影响相互发展，是雅文化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是“雅扇”博大精湛的注脚。
文化传承不是一个人的苦行，道路虽然幽远弯曲，但我们一贯在前行......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让折扇成为我们的“文化”
而不是博物馆里面的“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