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写下的两句话，后来时常被人拿来引用。天南地北的人，不雅观念与想法总有共通之处，天下文化不是断裂的，学术也无国界之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样的不雅观点，但却是陈乐民师长西席毕其生平的信念与追求。
陈乐民（1930-2008），著名学者，国际政治与欧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原所长、中国欧洲学会前会长。生前致力于国际问题研究、欧洲学、历史比较研究，1991年被付与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紧张著作有《欧洲不雅观念的历史哲学》、《欧洲文明的进程》、《欧洲文明十五讲》、《莱布尼茨读本》、《徜徉集》、《启蒙札记》、《对话欧洲》等。
陈乐民常被视为国际政治与欧洲问题专家。他从前从事外交事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陈乐民是新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方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陈乐民潜心于学术研究，对欧洲问题、欧洲文明史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都都深刻见地，就连欧洲本土学者都夸赞他是“来自中国的欧洲学家“。
专业人士的赞誉之外，陈乐民的研究也很受年轻学生和普通读者的喜好。根据他在北大授课期间的讲稿写成的《欧洲文明十五讲》，作为一本面向适宜大众的通识读本，二十年来不断地重印。这本书的豆瓣页面上，还有当年的学生助教留言怀念师长西席彼时上课的风采与备课的良苦存心。
这样一位精通多国措辞、畅谈欧洲文明与历史的西学大家，骨子里却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人。自幼受过学堂教诲的陈乐民对中国文化有独到理解，在书法与国画艺术上也有很高的成绩。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他的身上并没有显得不折衷，反倒成为了他思考与研究的打破点，寻求中西文化的共通点，思虑中国文化的当代化道理。他在晚年说道，自己所有的学术研究只是为了弄清一个问题：“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
历史学者雷颐曾评价陈乐民是“一身跨两代”的知识人，这不妨可以作为走进陈乐民这一代人的不雅观察视角。生于1930年的陈乐民，成长于民国的战役与动乱年代 ，1953年大学毕业之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各种意义上，陈乐民的身上都能表示出这一代知识分子，超过于新旧时期之间，所面临的各种代价的冲突与调适。
2020年是陈乐民诞辰九十周年。去年年底，“陈乐民作品新编”向"大众年夜众问世，总计九卷本12万余字，比较之前的版本，收入了大量未曾结集的文章，并重新整理和编辑了各卷篇目。借此机会，我们采访了陈乐民的女儿陈丰女士，与她聊了聊她影象里的父亲印象。
“陈乐民作品新编”（九卷本），陈乐民著，东方出版社2020年12月。
采写丨李永博
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
陈乐民师长西席如果还在世，他会怎么看待本日的欧洲？
合上陈乐民所著的《欧洲文明的进程》之后，这是我最先产生的困惑。20世纪后半叶欧洲的特点和走向，被陈乐民总结为两个“化”：天下政治舞台上的“边缘化”、欧洲主权民族国家之走向“一体化”。在2006年修订版的媒介中，陈乐民认为“边缘化”与“一体化”仍旧是欧洲未来的大趋势。
来到2021年，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彷佛止步不前，前有欧债危急与移民难题，后有英国脱欧与民粹主义，疫情影响更是让欧洲各国封锁隔离。陈乐民师长西席如果在世，他会对自己曾经的判断产生动摇吗？
《欧洲文明的进程》，陈乐民 周弘著，东方出版社2020年版。
我把这个“如果式”问题不负任务地抛给了陈丰女士，她显然无法完备代替父亲来回答。2008年陈乐民逝世之后，女儿陈丰开始整理父亲的随笔、日记以及没有揭橥的文章。陈丰原来以为只有《启蒙札记》和《对话欧洲》两本书须要编辑，这两本书出版之后，自己的整理事情也就结束了。没想到整理父亲的文件夹之后，陈丰创造内容越整理越多，末了自己只能“逐步深入进去了”。
“父亲在晚年的生命中竟然阅读、思考和写作了那么多，个中不少完备没有与任何人分享。尤其是在他这样的身体情形下，我以为是非常难得的。”1991年陈乐民被确诊为弥漫性肾衰竭中期，此后的余生里一贯与病魔做斗争。尤其后来做透析的十年中，一个星期中靠近一半的韶光都在接管治疗和安歇，有效生命只有普通人的一半。而陈乐民留给后人的大多数著作与研究，都是在这个人生末了的阶段内完成的。
陈乐民与女儿陈丰（1990年）。
陈丰在整理父亲的文稿中创造，陈乐民的阅读完备是为了他自己，不是替别人答疑解惑。“他只是开始阅读，做点条记，然后就放在阁下，从未想过要揭橥。”
女儿对父亲的不雅观察，在陈乐民夫人资中筠的笔下也能得到印证。陈乐民和资中筠是学术圈内有名的神仙眷侣，在陈乐民周年祭时，资中筠写了四首悼亡诗，个中一首能概括陈乐民的精神与情怀：
思接千载视万里，丘壑在胸笔底流。
泼墨惟求抒怀抱，著书不为衣食计。
身虽多病犹寻乐，心系斯民难解忧。
老去世春蚕丝未尽，文心一脉思悠悠。
资中筠在回顾文章中提到，陈乐民生平最挥之不去的情结仍“在中西之间”。对欧洲的探索，对欧洲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的意见，对中国文化传统毛病以及当代化道路之判断，陈乐民始终“中央不改，老而弥坚”。百年来萦绕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困局，也是陈乐民的心之所向。末了，陈乐民把破题的关键放在了康德的身上，他认为康德思想能够成为打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冯绍雷曾总结陈乐民多年研究中西文化的结论：
第一，在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底格”，此乃历史文化发展的“繁多性”所使然；……中学与西学之间存在着相互沟通的一定趋势，中西文化的秘闻是应该可以相通、可以神交的。
第二，提倡向西方学习，完备不即是放弃传统；“通盘西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中国总有一天有自己‘自主’的文化的，但这须要韶光磨合……这便是要长于将中与西、传统与当代相结合，探索出将西方文明的精华用于改造中国，同时也将中国文明的精华融入天下文明的路子”。
陈丰在接管采访时说，父亲如果还在世，可能会和她的态度差不多，对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不会太悲观。历史可能是曲折的，就像兄弟之间也会有吵架和争执。用长远的眼力来看，比较起上世纪50年代陈乐民到访欧洲之时，如今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已经提高很多了。
1991年，陈乐民在美国威尔逊中央。
“通才”是如何练成的？
新京报：国际政治学者、欧洲问题专家……这样的头衔很难概括陈乐民师长西席生平的研究与造诣。比较于“专家”这种标签，陈乐民更是一位打通“文史哲”领域的“通才”。当代的教诲体系彷佛很难再培养出这样贯通中西学问的大家。从前的教诲环境和家庭背景是如何影响陈乐民后来的学问志趣的？
陈丰：我的父亲所生活的年代，有其独特的时期性。不能说现在的人肯定不如他们那一代，由于现在很难去复制那代人的经历，可以说分外的时期经历造就了父亲。首先便是他的“童子功”，在少年期间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家庭背景对他的发展影响很深。父亲从前丧父，我的祖母一手把他带大。祖母是一位很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妇女，羊毫字写得非常好，他后来为人称道的书法，就来自他从小由母亲那手把手地教他练字。
陈乐民的母亲。
所谓长兄为父，父亲的大哥比他年长很多，但这位大哥的传统文化根基非常深，在他少年时一贯在辅导他。实际上当时他的家庭已经逐渐家道中落，长辈们省吃俭用，但还是会教诲下代节制最基本的学养。其余，父亲也接管过学堂教诲，四书五经、古诗词字画这些传统文化的底子已经在童年和少年期间打好了。父亲的中学教诲在教会学校完成，在那里打好了英文的底子。以是说，陈乐民的根本教诲是民国期间已经完成了，这种时期的机缘当然与现在不同。
我们常说“术业有专攻”，但这种说法放在他的身上是不成立的。父亲大学毕业的时候正是新中国成立期间，基本上没有了文科硕士，大学毕业之后都是国家分配事情，父亲是外语系毕业，由此进入外交领域事情，之后再没有机会进入历史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生理这些如今专业细分解的领域展开研究。就西学而言，他可以说是自学成才。没有人给他开书单，完备是沿着中西方文明发展史的轨迹，自己摸索着把这些经典读下来。在文、史、哲领域内，只要他认为须要的或感兴趣的，就会去阅读，没有给自己分科，也没有“钻牛角尖”，因此他的阅读就非常广。
然而在我看来，他在西学方面所取得的造诣，跟他中学的底子是分不开的。对他来说，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难舍难分的。很多年轻朋友称他是“末了的文人”。陈乐民与“五四“一代的文人在气质之上更为靠近。对梁启超、胡适等人而言，“文史哲“是不分家的。反过来到了西方，陈乐民最欣赏的人便是伏尔泰，这样一位精通文史哲的启蒙思想家。
陈乐民在写书法。
新京报：陈乐民师长西席非常欣赏欧洲的启蒙精神，你也曾提到他生命的末了这两年里最关注的便是民族的启蒙。你能大略谈谈，陈乐民师长西席倡导的“启蒙”精神有着若何的内涵吗？
陈丰：我以为当下有些知识分子存在一种误解，总是说启蒙已经由时了。一开始我以为很奇怪，启蒙怎么会过期呢？后来阅读了干系的内容，我创造他们所指向的实在是一种曲解的启蒙精神，即一群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地给另一些人启蒙，是老人对青年人的说教。以是他们说老一代已经由时了，“90后”、“00后”才不用你们启蒙，等等。但实际上，父亲强调的启蒙是一种从欧洲启蒙运动传承下来的精神。用伏尔泰的话说是革除无知，用康德的话来说，启蒙便是用自己的大脑独立思考，依赖自己的理性对事物作出判断。我们知道法国是启蒙思想的发源地，去年十月法国中学老师被当街杀害之后，上街抗议胆怯主义行为的群众提出的呼吁和主见，仍旧是200多年来延续至今的启蒙精神。作为一段分外的历史期间，启蒙运动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作为人类文明的进程，启蒙精神是不会闭幕的。
新京报：欧洲人把陈乐民师长西席称为中国的欧洲学家，陈乐民师长西席也一贯希望能够在中国建立“欧洲学”。目前而言，建立“欧洲学”的欲望离实现还比较迢遥。你以为这背后的现实缘故原由是什么呢？
陈丰：这当中可能存在着一种误解。当时父亲去参加国际会议，很多与会人士夸奖他对欧洲文化和历史非常理解，又能交融贯通，从过年中国文化的视角出发，以一种比较的眼力来看待问题，西方人很佩服他，夸奖他为中国的欧洲学家，这是外人对他的赞誉。然而父亲从来没谈起要在中国建立一门欧洲学的学科。这种想法本身是挺乌托邦的，欧洲学作为一门学问，至少得包括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等多个领域，研究者至少也要精通一两门外语，无论是职员配置还是实际操作都是极其困难的，父亲并没有这个野心。
1990年，陈乐民在戴高乐家乡。
“维也纳的四年事情经历，影响了他的生平”
新京报：陈乐民师长西席并非是传统意义上“从书斋里走出来”的学者。从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参与外交事情，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与西方人打交道的中国人。这些外交实务的履历对他后来的思想形成有若何的帮助？
陈丰：我的父亲1953年从大学毕业之后，由于分配事情进入了外交领域。当时中国与大多数欧洲国家还没有建立官方的外交关系，各国之间的桥梁紧张依赖民间外交，以及各种民间代表团进行出国访问。父亲当时事情所在的机构叫做“中国公民保卫天下和平委员会”，后来在维也纳的“天下和平理事会”事情了四年。从事外交事务在当时属于比较吃喷鼻香的领域，但实在并非父亲的志向所在。那个年代鼓励“螺丝钉”精神，有一技之长就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他是法文专业出身，英文也不错，中文表达也很好，年轻的时候常常给领导人写发言稿。
只管如此，我以为维也纳的四年事情经历对他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二战之后，维也纳被四国盘踞，而保卫天下和平委员会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全体代表团里有苏联人、法国人、英国人，很像是联合国的事情氛围。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有很多机会与各国人士打交道，有机会听音乐会和艺术展览，较早地打仗到西方文化，他终其生平对欧洲历史文化的深厚兴趣与这段期间的经历有着密切关系。
1956年，陈乐民与资中筠在布拉格。
父亲的事情须要接待一些欧洲代表团，交往过程中也会对人的不雅观念和思想产生影响。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他接待过一位很有知识教化的德国，这位德国人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但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有着不同的意见。父亲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感到很震荡，于是就和这位辩论起来。这位德国人每年都会到访中国，每一次到访他俩都会就此激烈地辩论，当时的父亲真的想从理论上说服这位外国朋友。后来，这位德国人成为了他终生的朋友。在一些人看来外交接待便是一项事情，这些事情经历却对父亲后期的思想转变有很大的影响。
《在中西之间：陈乐民自述》，陈乐民著，东方出版社2020年10月。
新京报：陈乐民师长西席在晚年自述中，概括自己生平经历过多次思想的转变。从你的角度，怎么看待他的思想变革和自我反思？
陈丰：父亲能够在笔墨中反思过去的自己，的确是很难得的。不少与父亲同辈的知识分子，纵然到了晚年，谈到这些问题仍旧是遮掩蔽掩的，总是把问题归咎于时期，“由于当时大家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在和父亲的私下谈天中，我能觉得到他发自内心的、彻底的反思。谁都不能否认那是时期的确如此，但作为一个个体，为什么你自己都失落去了思考的能力？父亲始终以为那段期间的脑筋里全是空缺的状态，这对他而言是一种痛楚。
当然能够形成后来的思想转变，还是须要基本的认知根本。在改革开放以前，父亲已经打仗不少西方历史和文化思想。比如由于他从事外交事情，于是就阅读了英文版的丘吉尔全集。当时的“批驳式阅读”，逐渐成为了他的知识储备，到了得当的机遇就会调动出来，帮助他更快地走出和反思。改革开放之后，能打仗到的书本更多了，他就不断地阅读和充足自己，也在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认知。
可以说父亲也是幸运的，由于在国外事情了一段韶光，在政治运动的年代没有受到更多的冲击。他后来在书中也有提到，依照他的脾气，“反右”期间不是他去批驳别人，便是被人打成“右派”。返国后他就参加了“四清运动”，下放到屯子，差点被饿去世。相对而言，“文革”期间他所在的单位是比较平稳的，当时他们才30岁出头，资历上还轮不到所谓的“走资派”。如果当时在大学教书，境遇可能就完备不同了。
1960年，陈乐民（后排左三）下放到河北获嘉县。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
新京报：陈乐民在晚年一贯饱受病痛折磨，一天中有效的事情韶光非常短。但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思想和创作进入高峰期。其余，你在后记中称陈乐民师长西席很喜好“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这句话，视其为座右铭。在外人看来，这两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彷佛很难兼容。你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又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他在有限的韶光内为后人留下了这么多丰硕的思想成果？
陈丰：父亲说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并不是贴在墙上自勉的座右铭，而是真正地把它融入了自己的血液当中。虽然从前有知识积淀，但作为学者起步很晚，50岁才开始真正静下心来做学问。由于身体状况不好，持续做了10年的透析。透析是非常累人的，透析之后只能安歇，做不了别的事。比较起正凡人，他的晚年只能拥有别人一半的韶光。因此他特殊珍惜每一分钟韶光，尽力打消所有身外的这些烦恼或者病痛。父亲在晚大哥是跟年轻朋友说，不要处处患得患失落，这样的话所有的韶光都摧残浪费蹂躏在这上面了。他以出世的精神来干事，就像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看得明白，活得通透，但不妨碍他干事。珍惜统统拥有的，打消统统烦恼和病痛，就钻到自己的领域内。我以为了不起的是，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这十年忍受病痛的过程中完成的。
新京报：作为陈乐民的女儿，他在你心中是若何的父亲形象？
陈丰：就像王朔小说里写的那样，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放养”终年夜的。由于事情的缘故，父母很少在孩子的身边，我在小时候跟他们打仗很少，成年之前我都住在外婆家和亲戚家。只管如此，父亲的教诲并不缺席，始终能觉得他的存在。小时候有时和父亲在一起，他就会跟我闲聊。他不会有对我有任何详细的哀求或说教，或者强制我做这件事或做那件事，更像是一种代价不雅观在无形中的传授。
我记得他特殊强调自己最讨厌的两种人，一是势利眼，二是欺软怕硬。不知道是否由于家道中落而受到的影响，他特殊在意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虽然父亲为人低调，但他却很有诙谐感， 与身边的老师、朋友在饭桌上相聚，总能引起笑声一片。他说，诙谐感是一种勇气，不但能排解烦恼，也能让你面对很多事情你不感到恐怖。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很放松，焦虑的事情跟他说一说，他的一句玩笑话就让你以为都不是什么事儿。但是他去世后我看他的条记、日记，我意识到他有时心坎不安，只是只管即便不表露出来，不肯望给我带来生理压力。
陈乐民辅导外孙女丫丫作画。
新京报：这跟如今我们熟习的父母形象很不一样。迫于各种现实的压力，如今父母每每对子女有很多的哀求。
陈丰：完备不一样，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但是我也以为有点可惜的是，父亲的一技之长也没能传授给我，毕竟练成任何一技之长，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强制的，对吧？我有一个想法，这可能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们那一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家庭的父母，在生活中被反复地改造和再教诲，可能自己也受到了思想上的斗争和折磨，于是以为没有足够的“底气”教诲下一代。
新京报：在你整理的晚年日记和随笔中，陈乐民师长西席呈现出的形象多少让我们感到似曾相识：在精神上感到孤独，对未来又不免有些悲观。你以为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比较普遍的心境吗？
陈丰：这种心境是挺有普遍性的，不但是父亲这一代人，也包括他的上一代人。民国期间那么多科学家、思想家乃至实业家，前半天生就斐然，后半生默默无闻。我读到关于这些人的回顾录和传记，总是说晚年他们在家里很沉默，乃至到临终时，阁下的人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回忆什么，又在期待什么。我当时就想，实在该当有人写一本书，写这群人的后半辈子，就叫“沉默的后半生”。我父亲的后半生饱受病痛，没有人能够帮他分担痛楚。而他的思考所及又是那么深刻，既有中国文化，又谈康德思想，真正能与他在精神上对话的人实在太少了，这可能便是所有的大学者都会遭遇、又难以避免的思想上的孤独。他们那代人经历了那么多，现实却总是进一步退两步，离他们神往的理念渐行渐远，有时候想想也是会悲观的。
采写 | 李永博
编辑 | 西早；王青
校正 |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