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漳州有几家食品加工厂，最大的是漳州罐头厂，还有漳州酒厂，大华蜜果厂，须要大量的手工操作的工人，正式工不多，更多的是体例内的条约工。
二哥60年代初卫校中专毕业，却没有安排事情，失落业在家。当时事情很难找，偶尔有招工的机会，也掌握在街长等街道头面人物手里。二哥按潜规则要去街道当一段责任工，俗称“街桌布”，才能有机会领到招工表，然后再去劳动局的劳力先容所排队排队期待安排事情。好不容易才进了糕饼厂，属条约制临时工，但它不同于一样平常的临时工，是体例内的工人，但又不算正式工。这是当时很分外的用工制度，长期低人为，每月人为只有24元，一领便是十几年，到70年代末才转正。80年代落实政策，才规复中专报酬干部身份。1967年初，全国临时工曾因报酬低、同工不同酬而造反，江旗手先予支持后又反扣“经济主义大帽”，出尔反尔，让临时工们错愕。
1969年4月九大召开，延安北路标语灯全亮，着工装者为二哥
二哥进厂后，先在医务室帮忙，给病人注射，后来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当上了设计包装牌号的美工师。他画的各色糖果纸及出口生仁糕的美术图案，比印刷厂正规设计还俊秀新潮，尤其是英笔墨体多变时尚，得到外贸部门好评。他也学会机器制图并常常参与设计食品机器。
漳州有些工厂如罐头厂、蜜果厂、糕饼厂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每每是手工操作，须要大量劳力，由于不能招正式工，只好招收临时性短工办理。街道上的家庭妇女，和辍学的少年都加入这行列，赚点工钱，贴补家庭经济。还有一些人进不了厂，就在家替火柴厂糊火柴盒赚加工费，那时常常见到居家有一大堆糊好的火柴盒。1966年运动席卷全国，大中小学统统停课，我们没书读，没兴趣也没机会去参加运动，只能在家闲待。那年小妹14岁上完月朔，外甥才12岁，刚小学毕业。66年冬67年春，二哥为她们争取到做工的机会，便是到糕饼厂手工包糖果。计件人为尽监工钱非常微薄，仍很“时行”，大家都争着要去，乃至也有平时养尊处优、当时受到冲击确当权派子女。
二哥是糕饼厂美工师
糖果车间须要大量人力来包糖果。当年糖果以水果糖为多，用白糖为紧张质料，加喷鼻香精变成小孩喜好的水果味，还有漳州特色的龙虾酥和太妃糖。糖果机器成型后送到包装车间，倒在形同大乒乓球桌的案板上，大家争先恐后把要包的裸糖果抢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恐怕抢少了挣的工钱也少。首先将一叠的糖果纸放在面前，随后把糖果放在糖果纸上，双手顺势将上面的那张糖果纸前后折起，再迅速用旁边两手指捏紧两头，反方向旋转，并即刻扔入成品框中，完成一粒糖果的包装程序。幼童工们心灵手巧，周而复始地一直重复操作，很快劳动成果堆积如山。过后看到电影《摩立地期》卓别林在流水线单调快速重复动作，包糖果的手工劳动堪称异曲同工，搞不清楚是谁抄袭谁！
不少人家都糊过火柴盒贴补家用
当年水果糖每斤大约有100粒，售价一元钱。大家猜猜看，包100粒糖果多少工钱？每斤工钱只有2分钱。每天一直劳动，闇练的话一人可以包20-30斤糖果，多的有50斤，挣得几角钱。还要上夜班，大夜班三班倒。夜班时糕饼厂小巷路灯阴暗，确实有不屈安隐患，有时还要大人去接送，如果放工时成群结队可能会好些。实在，糕饼厂已经从上海购置了好几台包糖纸机，机修车间也仿造了几台，可是，机器还是不如廉价的童工，用了一段韶光后，机器就闲搁在角落。过后在电大读政治经济学时，学习到“剩余代价理论”以及“劣币驱逐良币征象”就都很好理解了。
糕饼厂风光几十年后，没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大潮，逐渐衰败，先划归漳州罐头厂，后罐头厂也倒闭。现在糕饼厂还留下那根高耸的大烟囱，和几座破旧的车间。车间边上的池塘还在，对面便是文川里的古宅——可园。但愿当下文川里旧城改造能保留这根大烟囱。
市区仅存的大烟囱，厂名大字为二哥书写
糕饼厂车间与文川里古宅可园一塘之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