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我终于赶到盘县特区革命委员会所在地盘关,向宣教办公室报了到。

三月十四日,这是高人指示的日子:说过了十五日,就只能得半个月的人为。

盘关铝合金门窗_老盘县特区的点滴记忆 铝合金门

报到后,被安排住到阁下的木板房里。
第二天起来,我在盘关街上溜了一趟。

这是一条只有三百多米长的直肠子街道,南北向,十来米宽。
从此端到南头,顺次看去,有书店,邮局(楼上是招待所),供销社,百货商店(楼下是饭店),车站,供电所,蔬菜公司。
粮食仓库在后面的山上。
这些屋子,最高两层楼,土墙青瓦,木门窗,蹲在那里,诚笃之极。
懂建筑的人说,这种屋子叫“干打叠”。
临街是一条河,叫“拖长江”。
河那面有医院和建筑安装工程处。
后来还知道,盘关北真个山头上有盘关小学;再往上走,是松山头,为干部住地,调厂也在那里。

我曾听到从上海分来的大学毕业生说,一下车,看到这种景象,眼泪都留下来了。

由于暂时还没有详细事情,便参加市教办公室的政治学习。
那正是荒诞岁月荒诞到发疯的时期。
我一九六六年毕业于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
由于有以前在贵阳的经历,以是,我坚守“阅人多处事非多”的在训,步工为营,不参加任何派系纷争。

两三个月后,我基本上理解了盘县特区的情形。

盘县和盘县特区,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行政观点。
盘县属兴义地区。
盘县特区则是由盘县西部的十一个公社组成的,与盘县不相纯属。

在这十一个公社的地皮上,有多少支劳动大军奋斗着。

“41部队”是建字部队,便是专校培植的公民解放军。
该部队的一个大队,大队相称于一个加强团。
他们的支配是:一大队和五大队在玉轮田,二大队在八垢田,三大队在洒基,四大队在火铺,六大队在八垢田,三大队在洒基,四大队在火铺,六大队在瓦窑,七大队在火烧田。
“41部队”的任务,基本上是打井,为采煤作准备。

“一五九”和“逐一二”工程队,任务是地质钻探。
“逐一二”在盘关,“一五九”在盘县豆腐坡。
属于钻探性子的,还有一个地勘公司,在盘县刘官屯。

“六十八处”,“七十二处”和“九十二处”,是建筑单位,他们的紧张任务,是地面建筑。
“六十八处”在火铺,“九十二处”在干沟桥,“七十二处”在火烧田。

“六七一厂”在火铺。
这是一个专学临盆雷管炸药的工厂。

公路五处在土城。
从土城到水城的公路,便是他们的精品。

从1970年开始,盘西线动工,铁二局的千军万马,又开进了这片地皮。

“41部队”撤出后,六十四工程处又进驻洒基。
现土城矿地面井下的很多建筑,都浸润着他们的汗水。

盘县特区的这十一个公社,从石脑出来,经平关,火铺到亦资,沿沙陀顺拖长江而下,过盘关到土城,是一个狭长地带。
在这片狭长地带上,还有一群分外的培植者,他们将扎根这片地皮,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
这便是“为了搞好大三线培植,让毛主席睡好觉”而从黑龙江鸡西、鹤岗,双鸭山,从河北开滦,从河南平顶山等煤矿移民过来的煤矿生产培植者。
他们携家带口,辗转而来,大多数至今还在这片地皮上。

在这片地皮上被作为培植者利用的,还有一大批从遵义等县市抽调过来的中层干部,以及我北。
那时,在我之前,或者之后,被分到这里来的大学生,大专生和中专生,不下千人。
被作为牛鬼蛇神遗送来接管改造者,亦不在少数。
他们从北京来、从天津来、从武汉来、从广州来、从贵阳来、从贵州省各专州地县来,口音不同,目的一个,在不同的岗位上,很快都各自结识了自己的朋友。
那时,盘县特区很多的公社小学,乃至个别的大队小学,任教的,都有名牌大学如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毕业的本科生。

我曾经写顺口溜勉励同事,也用以自嘲:“乌蒙虽属高寒地,倾爱也生故里情”。
虽属自嘲,却是实情,我们不都对“乌蒙”产生故里情了吗?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中国经济,据后来看到的资料暴露,实际上还濒临崩溃。
盘县特区所有各司其职的培植军队,其后勤保障如何,我等局外人不得而知,但我们自己在吃穿住行方面的一些经历,却使人没齿难忘。

一九六八年三月下旬,从贵州各大学分来的毕业生,陆续都报到了。
我们被安排住到一起的,是八个人。
那天,我们相约去盘关百货公司买生活用具。
售货员说,保温瓶、镜子、洗脸盆等,都要结婚证。
我们告之以我们是新分来的大学生,希望能给以方便。
对方经请示后说,你们可以去单委会要个证明,有了证明就可以不要结婚证了。
我们去求来证明后,果真买了一些生活用具。
个中有一个牛奶钢金锡(铝合金的),我拿来当水瓢用,至今还在我家尽职尽责。

民谚有云“神仙难过二三月”。
由于农历二三月景象长,活路重,又缺水,更主要的,是粮食青黄不接。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盘县特区在小场镇周围虽然成立了蔬菜大队(吃商品粮,专种蔬菜的屯子生产队),但各蔬菜大队都还用老祖宗传下来的方法种菜。
他们种出来的洋芋和西红柿,比鸽子蛋大不了多少。
记得大概在一九六九年三四月,街上溘然传来了一个振奋民气的;杭州的种菜师傅们,要来这里教大家种蔬菜了!

我们来盘关后不到一个月,便搬到盘关南头公路旁小山的工农中学去了。
当时阳工农中学,借用的是原盘县商校的校舍,一律土墙,水泥瓦,听说是商校的师生们自己盖的。
听说,工农中学一九六五年曾经招生,校址在盘关与两头河之间的瓦窑,老师们用手提小黑板上课。
文化革命爆发后,便停课 革命了。
盘县商校搬到盘县县城后,工农中学便搬到了原盘县商校的校舍。
我们奉命搬到工农中学去之前,住特区羊委会旁的木板房,在羊委食堂打饭吃。
一个月了,每天是粉条,豆腐之类的干菜。
好时正是“神仙难过”的日子,祖传种菜法在农历二三月没有种出蔬菜类。
搬到工农中学的子山上级,有一天下午,“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我们几位室友相约出去用逛。
到郊野后,顺山而上,见有一寨人家,前有水塘,后是竹林。
一打听,说该处地名东花山。
玩够四家时,见路旁有墨色的莲花白,绿油油的,非常引人喜好。
我们便与在菜丛中劳动的大爷商量,买了十几棵散莲花白,一人拿两棵,摔打摔打地回到了住宿处。
当时工农中学尚未招生,老师和工人都只是每天进行政治学习。
我们回去后,请杨祥玉(工人)按每人半斤下来,焖了一锅饭,把买回的散莲花白全数煮成一锅素菜,炮(炮制中药的炮,读如袍)了一大钵糊辣椒,蘸着吃。
半斤来的饭下去,那刺激,立马勾起了有生以来最大的食欲。
于是又请老杨按每人半斤牛焖了第二锅饭。
不一会就三下五除二,又光了。
这一顿饭,如是者三,每人竟吃了一斤半米的饭,每一想起,便感慨系之。

一九六八年玄月,工农中学又开学了。

工农中学一九六五年在瓦窑曾招生。
一九六六年停课师革命后,学生走了,老师却留了下来。
这批老师,除从北京等地遗送下来的“牛鬼蛇神”外,大都是被“选调”下来增援三线培植的贵州大学、贵州工学院、贵州农学院的老师,有讲师,也有助教;加上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毕业的七、八个本科生,这就组成了一九六八、一九六九、一九七零这几年工农中学基本的西席军队,共十五、六人。
称上工人干部,全校教职员工也就二十二、三人。
这一次招生,共招了三个班。
一九六六年小学毕业的,叫“六六级”,另两个班分别是“六七级”和“六八”级,都是月朔。
那时不像现在,每个州里都有中学。
那时每个公社都只有小学,工农中学是老盘县特区唯一的一所中学,以是,所有在这片地皮上奋斗的单位,其干部职工的子女和屯子庄女一样,如果要读中学,都只能到工农中学来。
于是,我们和工矿屯子,便逐渐有了更多的打仗。

交往多了,才以为“别人”比我们更艰巨,更困难。
当时,遍布山坡沟谷的办公地址和住所,险些一样“干打垒”、“铁皮房”和帐篷。
关乎吃穿住行的物品,即便有,也是按票完量供应。
不过,生活虽然艰巨,却到处充满着“联络、紧张、严明、活泼”的气氛。
那时,各单位都有篮球队,有的单位还有文娱宣扬队。
大家会相互拜访,举行友情富和慰问演出。
屯子各区镇,公社也常有运行会之类的活动,约请其他单位参加。
几个有趣的情节,使我至今难忘。

有一次,工农中学文娱宣扬队利用暑假,去鸣场坪慰问演出。
师生们背着行李,扛着乐器和服装道具,从关口经哥多步辇儿去鸡场坪。
天凉路滑,尽是山路,大家相扶相携,走了大半天,好不容易到了鸡场坪。
在区居委所在地演出后,第二天又爬山涉岭,去了该区所属的银山公社银山大队,住宿大队部。
大队卖力人安排我们晚上去最边远的岩头寨演出。
大队部和岩头寨都在半山坡,小路却在深谷底。
演出结束后,岩头寨的同道请我们吃夜宵,是一大碗面条,加一勺炒火腿。
不知为什么,面条和火腿都不太熟。
在四住处的路上,爬坡下坡的,师生都有点肚子不对劲,连连响屁不断了。
回到住处,每人各吃了几片从学校出发前就事先准备好的药,但仍旧响屁不断。
记不清是谁说了一句:“哪个要打屁,先要报告诸老师!
”诸老师,名锡浩,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在学校文娱宣扬队中吹笛子。
“报告诸老师,我要打屁”。
一个同学大声报告。
诸老师说:“不许!
”话音未落,那个同学的屁已打了出来。
不一会,“诸老师,我要打屁”的报告声,便此起彼落了。
诸老师招架不住,大声吼道:“你们又不听我的,不要报告了!
”屁声不断,笑声不断,折腾了两三个小时才沉着下来。

那时看电影,是难得的享受。
从工农中学下去,顺两水公路往盘县方向,可到盘江矿务局机关和山脚树矿;往土城方向,可到玉轮田矿。
这几处离盘关,都不过约两公里路程。
矿务局所在单位,包括地处盘关的建安处,都常有露天电影放映。
例如是星期六晚上、或矿务局机关、或山脚树矿、或建安处、或玉轮田矿,只有一处放电影,那好办,想看,邀工约工,径直走去便是了。
如果是两处或几处同时放电影,又是不同的影片,就好玩了;下列工农中学山下的公路后,这几个想往南去山脚树,那两个想往北去玉轮田,还有一个坚持就在盘关看。
谁想去哪就去哪,不就统统都搞完了?可大家偏要来个画蛇添足,划拳定去向。
谁赢了,他说去哪里,大家就都得服从。
选出的代表,总是平常不苟言笑,不善交际,动辄酡颜的学校究型老师。
我记得,武汉大学化学系剖析专业毕业的孔太俊老师,就常常当选作划拳的代表。
推迟声不断,催逼声不断,欢笑声不断。
实在,除了样板戏,便是隧道战,地雷战,看过不知多少遍了。
我们这样做,不过是想放松一下而已。

那时,生活事情都非常艰巨,但人们也非常的愉快。
由于,大三线培植,在每一个培植者的心中!
(摘自《高原上的阳光》谭 安 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