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着之后龟兹地区宗教崇奉的改变,克孜尔石窟喷鼻香火渐衰。
由于风蚀、大水、地震等自然缘故原由,加之近代西方探险队的切割搬运,原来笔触细腻、色彩鲜艳、描述了大量佛经故事和民俗生活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已经体无完肤、满目疮痍。

瑰丽动人的壁画是克孜尔石窟的原貌,下图搭满脚手架的修复现场却是克孜尔石窟的现实。
该如何让失落落的龟兹,重见天日?

新疆异形折叠门_克孜尔石窟不是第二敦煌|专访赵莉 防火门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6月25日专题《让失落落的龟兹,重见天日》B02-03版。

采写 | 新京报 肖舒妍

公元元年前后,佛教传入龟兹地区,年夜公元3-4世纪,龟兹已经成为西域佛教的中央之一。
这个位于丝绸之路新疆段的宗教、经济、文化重镇,最盛时辖境相称于今新疆轮台、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新和六县市。
而拥有近四百个洞窟的克孜尔石窟,便是龟兹佛教兴盛、喷鼻香火绵延的表示。

在龟兹石窟中,克孜尔石窟是最为恢弘的石窟群。
根据佛教在龟兹的传播韶光,大致可以剖断克孜尔石窟开凿于公元3世纪末期,衰落于公元8-9世纪,其年代要早于敦煌莫高窟一百多年。

克孜尔石窟的每一组洞窟,都相称于一座寺院。
而洞窟的四壁及顶部均绘有精细生动的壁画,壁画内容包括本生故事(记录佛陀还未成佛时的前生故事)、佛传故事(佛陀成佛后的平生故事)、分缘故事(佛陀用来传播佛教义理的故事),此外还有畜牧、佃猎、农耕、乘骑、古建筑等画面,为龟兹人留下了真实的生活写照。

不同于莫高窟以连环画的形式来表现本生故事的情节,克孜尔石窟是一图一故事,每幅图都是选取本生故事中最范例的情节,以故事的紧张人物或动物为中央构图。
不仅艺术风格别具一格,数量也颇为弘大,是各地石窟寺中故事画最多的一处石窟,也被称作“故事画的海洋”。

然而,龟兹地区此后的宗教崇奉转移,让克孜尔石窟喷鼻香火渐稀,逐渐走向衰落。

20世纪初期,克孜尔石窟遭到了日本、俄国、德国探险队几次三番的揭取、切割和转移。
据统计,在正式编号的236个洞窟中,有59个洞窟的壁画遭到切割,揭取壁画面积近500平方米。
这些壁画现在分藏在德国、俄罗斯、英国、美国、法国、匈牙利、韩国和日本等8个国家的20多家博物馆和美术馆中。

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综合体,由石窟建筑、壁画、彩塑三位一体而构成,它们中的任何部分都不是单体的艺术作品。
每个洞窟中的一尊尊塑像、一幅幅壁画,将其精心组合布局,都有其分外的宗教含义和功能。
不同派属、不同时期的石窟壁画有着不同的题材内容和组合。

赵莉,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博士,新疆龟兹研究院文博研究馆员。
1992年大学毕业后主动哀求到阔别乌鲁木齐800多公里的偏僻山沟克孜尔千佛洞事情,至今已近三十年,一贯从事西域佛教考古及艺术研究事情。
2012年至2013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叮嘱消磨,在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做访问学者;2002年至2016年,先后赴德、美、日、法、俄罗斯和韩国等,调查研究外洋新疆文物。

为了让流失落外洋的壁画重回石窟母体,几代研究者倾尽全力。
1985年,龟兹石窟研究所正式成立。
1998年,“克孜尔石窟文物流失落研究”成为了研究所(今新疆龟兹研究院)的重点课题,由研究员霍旭初带领赵莉等人开展壁画的调查事情。
霍旭初退休后,赵莉一人接手石窟壁画的修复任务。

近30年来,赵莉踏遍龟兹石窟,普查洞窟,记录与丈量被剥离壁画的痕迹,与节制的流失落外洋的壁画图片比拟核实,打消自然脱落的部分,确定被剥离的数量。
同时,她又前后奔忙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法国集美博物馆等,稽核实物,拍摄照片,核对数据,拼凑图片。

以下,是新京报对赵莉研究员的专访。
在采访中,她谈及了克孜尔石窟壁画修复以及龟兹文化研究所遭遇的困境、所面对的未来。

最大的困难,是曾经的缺点修复

新京报:近代以来,海内有关部门对付克孜尔石窟采纳了哪些保护方法,效果如何?

赵莉:在1953年之前,克孜尔石窟都处于无人管理、可以随意进出的开放状态。
1953年景立了克孜尔千佛洞文物管理所后,才有专人管理,限定游客自由出入。
当然,实际上也没有多少参不雅观游客,1992年我大学毕业来到克孜尔时,门票价格是25元/人,一年的门票收入也才7000多元,可以算出整年游客量也就只有280余人。

国家文物局大规模投入经费、进行保护是从1986年开始的,按照克孜尔石窟四个区域即谷东、谷西、谷内、后山区分为四期履行了岩体加固保护工程,直至2003年才全部竣工。

克孜尔石窟地处地震带,每年三到四级强度的地震频发。
而洞窟墙面的砂岩非常疏松,会由于地震带来的山体倾塌而产生裂隙,乃至从中间断裂前倾。
大量洞窟前端乃至就此坍塌消逝、无法修复。
岩体加固之后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坍塌的速率,搭建的挡雨棚也能截住雨水,使雨水不直接对洞窟岩体造成危害。

佛传故事“善爱乾闼婆王皈依”。

新京报:对付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复原研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赵莉: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上世纪70年代进行过一次缺点性修复,把大部分没有壁画的壁面用三合土进行了涂抹,粉饰了壁面的原始痕迹。
这样一来,在后续进行复原时,我们就无法辨别这块墙面的壁画是遭到当年德国探险队的切割,还是自然脱落的。
我近期复原完成的一幅壁画,根据它的尺寸和题材,放在同一壁面8个不同的位置都得当,这便增加了判断壁画准确位置的难度。

这受限于当时的修复条件。
三合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局部保护浸染,阻挡壁画边缘连续脱落。
只是采取的材料不对,文物保护采取的材料该当具有可逆性,而且在修复之前该当拍照建档,当时卖力管理的机构没有条件对石窟拍照、建档。

新京报:目前国际上对付克孜尔的研究进展如何?

赵莉:德国探险队将新疆文物劫掠至柏林后,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的稽核报告,在此之后国际上对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就已经达到顶峰了。
这些稽核报告就成了天下范围内研究克孜尔石窟的必备案头书。
之后近一个世纪内,所有的关于流失落外洋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研究都是零散的、碎片式的。
但是,现在我们出版的这套《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将成为流失落外洋克孜尔石窟壁画研究的工具书和案头书,我们节制了话语权。

《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作者:赵莉,版本:上海字画出版社 2020年12月

在国外研究者看来,

克孜尔石窟的代价远高于敦煌

新京报:许多有关克孜尔石窟的宣布,都把它称为“第二敦煌”,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赵莉:这种说法是欠妥的。
怎么可能是“第二敦煌”?克孜尔便是克孜尔,它是天下独一无二的。
克孜尔石窟的年代比敦煌莫高窟早100多年,它保存的早期部派佛教的艺术形态,是天下范围内部派佛教唯一完全的可视窗口。

新京报:是不是由于敦煌更有有名度,为了让大家更加熟习克孜尔石窟,以是采取了这个说法?

赵莉:我以为不是为了让大家更熟习克孜尔石窟,而是他们在生理上就把它定位为“第二敦煌”,认为克孜尔石窟就不如敦煌莫高窟主要。

第77窟金刚力士 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新京报:为什么克孜尔石窟的有名度远不如敦煌?这是由哪些缘故原由造成的?

赵莉:其实在国外研究者眼里,克孜尔石窟的地位和代价远远高于敦煌。
反而在海内,受到各方面成分的影响,才使得它鲜为人知。
一方面是由于新疆偏远的地理位置:克孜尔石窟间隔乌鲁木齐还有800多公里,从乌鲁木齐到克孜尔的航班直到2011年才开通。
以前我从乌鲁木齐到克孜尔,由于班车在路上出故障,走了三天才到克孜尔。

另一方面是我们的根本研究比较薄弱。
很多学者都知道克孜尔石窟干系的研究做不了,太难了。
由于它的根本材料是不完全的,研究工具是不完全的,怎么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我们现在紧张做的便是根本事情,首先我们要复原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办理研究工具的完全性,我们要做内容总录,我们要做考古报告。
在这些根本事情完成后,立时会呈现出更多的研究性成果,佛教美术方面也好,考古方面也好。

鲜活的雕塑,立体的壁画

新京报:克孜尔石窟壁画在创作技法上,和海内其他的石窟、尤其是敦煌莫高窟有哪些不同?

赵莉:技法上,最突出的便是采取了凹凸晕染法。
“屈铁盘丝”“曹衣出水”,在克孜尔的壁画和雕塑中都有表示。
相较于敦煌等内地石窟早期洞窟壁画的平涂,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立体感特殊强。

敦煌早期洞窟的壁画风格受到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龟兹风的影响,而后期石窟便逐渐发展为全然的中原风格。

第129窟伎乐天人 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新京报:你曾提到,石窟是佛教艺术中的综合体,有建筑、有彩塑、有壁画,那么壁画在全体系统中扮演着若何的角色?

赵莉:实际上在石窟寺兴盛的时候,塑像该当是洞窟中最鲜活的艺术品,并且数量非常之多,例如克孜尔第47窟有一座16米高的大立佛,两侧壁各有4层,每层都有7尊雕塑。
但是新疆石窟寺的雕塑是泥塑的,而不像中原地区有石雕,因此非常不随意马虎保存。
在伊斯兰教进入新疆地区之后,当地公民就改变了崇奉,石窟寺也就衰落废弃了,雕像也随之坍塌毁坏了。
残余的一部分雕塑被外国探险队劫掠走了。
现存的雕塑已是百里挑一。

现在,壁画成了克孜尔石窟最丰富的艺术品了。

新京报:克孜尔石窟的建筑体系也是非常完善的,还分为不同功能区,你可以先容一下吗?

赵莉: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形制多样,紧张有中央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和龛窟等,还有一些异形窟,如长条形窟、“十”字形窟、窖窟等。
从功能上可以划分为星期窟、讲经堂、僧房窟和禅窟以及库房、作坊等。

有人离开,但总有人留下

新京报:你一开始为什么选择考古专业、选择来到克孜尔?

赵莉:我此前就读于新疆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在大三时,我们不雅观看了一部传授教化片,名叫《龟兹石窟》,这是我的班主任孟楠老师所在的团队拍摄的。
影片中的克孜尔石窟壁画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的魂魄立即被克孜尔壁画收走了——一千多年前的古人能够绘制出这么精美的壁画,即便当代都很难做到。
原来毕业后可以留在乌鲁木齐的我,却执意要到克孜尔去做壁画研究,自己背着行李就来了。

新京报:来到克孜尔后的事情紧张有哪些?

赵莉:来到克孜尔之后,我被分配到文化研究室,在霍旭初老师的带领下,白天看壁画,晚上读佛经。
由于壁画是根据佛经绘制的,首先我要熟习壁画,把它往脑筋里灌,记住壁画的内容,再通过大量阅读佛经,考证壁画在佛经中的出处。
敦煌壁画是直接根据汉文佛经绘制的,可以逐一对应。
但克孜尔石窟壁画当时是根据梵本或胡本(吐火罗文)绘制的,而许多梵本和胡本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现在参照的是汉文的佛经来考证佛经壁画的题材内容,因此对壁画的解读是非常困难的。

第84窟比丘头部藏于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新京报:你在克孜尔待了二十几年,那里的条件实在非常艰巨,你去之前知道吗?

赵莉:去之前不知道。
那时候住的土坯房,取暖和做饭靠生炉子。
我们哪会生炉子?生活非常艰巨,交通和通讯都未便利。
研究所有一片菜地,夏天炒的辣椒里面看不到油星,辣的吃不成,只好就点菜汤下饭。
我们大学毕业一块儿去克孜尔的有4位同学。
1994年的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当中,我们两位同学就被埋在倒塌的土坯房中了,幸好他们钻到了书桌下面,才没有受伤。

1996年,国家文物局给文物系统开办了一个研究生班,这两位同学就报考了研究生,毕业之后留在北京,没再回来。
其余一位同学后来也调回了乌鲁木齐。

离开也是由于条件太艰巨,除了自然条件艰巨,物资很匮乏,我们大部分人都顾不了家、顾不了孩子。
回家的日子都是没准的,有时候几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最长的一次我在克孜尔连续待了4个月。
我爱人是为支持我的事情而作出捐躯的。
他是军人,由于孩子2013年要上小学,他选择在2012年退役,没拿大校、没评高职。

新京报:你提到克孜尔留不住人,不断有人来、不断有人走,你有和他们聊过火开的缘故原由吗?

赵莉:不用聊,这是很现实的,是我自己都经历了的。
我很幸运,碰着我爱人这样的伴侣,他可以为了我的奇迹放弃他自己的职业生涯,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这样。
许多同事在克孜尔都40多岁了还找不到工具。
结婚了往后也顾不上孩子、顾不上老人、顾不上家。
他们要走,我都是流着眼泪目送他们的。

有一位中心民族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随着我在克孜尔演习,附近毕业,我希望她留在克孜尔,按照她的条件设置了岗位。
她也报名准备参加考试了。
但是在临考前两天,她哭着来找我说:“老师我对不起你,我要放弃考试了。
我家里人不许可我留在克孜尔。
你对我寄予了厚望,这话我实在说不出口,你骂我吧!
”我说:“我为什么要骂你呢?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
如果是我的女儿,我也舍不得让她留在克孜尔。
我为什么要骂你呢?你如果想回老家,我帮你联系事情。

我不能哀求别人像我一样把克孜尔当作自己的家。

新京报:你不担心克孜尔的研究和保护后继无人吗?

赵莉:有人离开也会有人留下。
10个人中总能留下1个吧。
逐步来,但是我们和敦煌研究院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新京报:哪怕在克孜尔的根本研究完善之后,和敦煌的差距也没有办法减小吗?

赵莉:由于我们在提高的过程中,敦煌研究院也在飞速发展。
两者的差距乃至可能越来越大,过去差的是20年、30年,现在差得估计是40年、50年了。

新京报:你会不会有一种无力感?

赵莉:当然了。
我们的学术团队一贯建立不起来,人才留不住。
但是,我这个人便是这样子,我不轻言放弃,我想做的事,哪怕20年、30年我也一定要把它做成。

新京报:在你看来,从事考古事情最须要也最主要的品质是什么?

赵莉:热爱。
由于我热爱,我才能留下来。
我留下来了,我就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我的水平能有北大教授高吗?没有!
但是,我所具备的条件是北大教授具备不了的。
由于我便是克孜尔的人,我守护在这个地方,可以随时上洞窟。
对付其他学者而言,克孜尔是他们研究生涯中的星星点点,但是对我而言,克孜尔是我的全部。

第77窟佛传故事“天人养活” 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我不怕吃苦,但我对不起孩子

新京报:面对这么艰巨的事情环境,你有后悔过吗?

赵莉:我这人是很能吃苦的,那些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方面的艰巨与匮乏对我而言都不算啥。
但是,面对我的女儿,我很后悔。
我完备没有韶光照顾、培养孩子。
在上小学一、二年级时,每次我临走前,女儿都抱着我哭喊:“妈妈你什么时候才能不离开我啊?别的妈妈都在孩子跟前,就我的妈妈不在我身边!
”我无言以对,眼泪只能往心里流。
逐渐地,女儿对我越来越失落望了,不管什么事,妈妈是永久指望不上的,便赌气不再理我了。
我在克孜尔的时候,女儿从来不会主动打电话给我。
我问她:“你不想我吗?”女儿回答:“想你有用吗?我想你你也回不来。
”这点让我特殊伤心,我以为作为母亲我很失落败。

赵莉在克孜尔石窟修复壁画的现场事情照片。

新京报:你一年大概有几天能陪在女儿身边?

赵莉:这个不好说。
我永劫光在克孜尔事情,即便回到乌鲁木齐,大部分韶光也是出差、出国途经。
有时候,家就像旅社一样,只是一个落脚点,从克孜尔回来住一个晚上、两个晚上,我又走了。

新京报:你丈夫有和你谈过对你事情的想法吗?

赵莉:我丈夫特殊理解我、支持我。
我所有的家人,包括我丈夫、我母亲、我姐姐,他们都以为我在做一项非常主要的事情。
但是,这些年我一贯在做外洋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复原研究,身边人也会质疑,做了这么多年还做不完,是不是你能力弗成?我丈夫也会催我,认为这本书稿该当出版了。
直到今年春节,他帮我校正书稿,他才真正明白这项研究项目有多大的体量,每一幅壁画的复原又有多少困难。
他说:“怪不得你总是交不了稿。

等到他末了看到成稿的时候,他说自己被震荡了。
他激动得一宿都没有睡觉,一遍一各处看,一直地问我,这幅图是怎么复原上去的?你怎么知道那幅壁画的位置?他比我愉快,像个孩子一样。

如果没有研究院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没有家人和这些老师们的支持,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这个项目是根本完成不了的。

新京报:是什么让你在克孜尔坚持了二十几年?

赵莉:由于克孜尔便是一个宝藏、一个谜团。
在它面前我只是一个小学生,我才刚刚打开了克孜尔的门,还没有迈进去。
克孜尔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里了。
它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让我分开克孜尔的研究,我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撰文 | 肖舒妍

编辑 | 宫子 走走 申婵

校正 | 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