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天津市静海区捷安特厂区内，置放着捷安特创始人刘金标的雕塑。
本报刘荒摄
新华社北京5月17电(刘荒、黄海波、翟永冠、李坤晟)5月17日,《新华逐日电讯》刊载题为《富士达前路在远方——两岸自行车代工巨子的津门“对话”》的宣布。
如果不是对自行车家当有所理解,人们很难将“邦德·富士达”这个混搭风格的品牌,与环球最大的自行车制造商联系在一起。更猜不出产量高峰时,环球每五辆自行车中,就有一辆出自这家以代工为主的民营企业。
“邦德·富士达”——欧美范儿的名,日式风格的姓,竟契合了环球自行车家当的流动方向:从欧美到日本,从日本到中国台湾,从中国台湾到大陆……天津富士达自行车有限公司,成为环球家当转移的新高地。
间隔富士达静海厂区5公里,便是台湾品牌捷安特的工厂。两岸代工巨子齐聚“津门”,前者在规模经济和生产本钱的驱动下,打造出环球最强大的自行车制造能力；后者自30多年前从环球代工转向自主品牌,将业务额做到了环球第一。
从代工模式到品牌路线,并非两条发展路径的选择题,而是一场转型升级的淘汰赛,推动环球自行车家当重新洗牌。富士达与捷安特的跨期“对话”,为深刻诠释经济环球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供应了独特的参照系。
（小标题）“巨无霸”也有焦虑
刘阳从楼道里推出许久未用的山地车,鞍座和车架已经布满厚厚的灰尘,还有新近落下的杨絮。过去两年,他常日选择共享单车办理3公里通勤。
“现在车况都不如过去了,用度涨了不说,早晚高峰还常常扫不到。”他阐明道。
小刘住在北京海淀区一处老式小区里。这辆重返征程的山地车,是朋友前几年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虽然也骑过一段韶光,可车架上一串字母“BATTLE”,他始终都不知道怎么念。
“原来是邦德·富士达!”听过“BATTLE”中文译名后,他还是感到有些意外。
原来街上人们常常骑行的小黄车,大多也来自富士达。
2017年,富士达和小黄车合建共享单车研发中央。与此同时,为了帮助小黄车“攻城略地”抢占市场份额,富士达还将为欧美品牌代工的部分产能转向小黄车。
这一年,富士达董事长辛建买卖气风发地宣告,有了小黄车的订单,站在共享单车风口上的富士达,整年产销量将打破2000万辆大关,占到环球20%以上的份额。
即便没有共享单车的泡沫,富士达也早已是行业巨无霸。
从1992年景立,这个天津市第一家获批自行车整车生产的民营企业,用了20多年韶光,发展为环球最大的自行车整车制造商。
2014年,富士达自行车产销量打破1000万辆。在海内,他们主推“BATTLE”品牌；在国外,他们为Specialized、Trek、Cannondale、Scott、Bianchi等有名品牌代工。
“险些所有天下一线品牌,都是我们代工的客户。”吴锦程颇为自满地说。
吴锦程的发展轨迹,与富士达的发展进程高度重合。1993年入职,从基层岗位做起,一贯发展为富士达天津东丽厂区的卖力人。在富士达的高管职员中,这样的故事并不新鲜。
天津是中国自行车的制造中央。共享单车海量的订单,首先落到了这里。公开资料显示,共享单车“风暴”之后,小黄车拖欠富士达的尾款约在3亿元旁边。
依托强大的制造能力,以及多年代工形成的家当链整合能力,富士达只是“闪”了一下腰,仍有机会吸取教训。
在被誉为“中国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之都”的静海区,富士达投资15亿元新建的厂区,面积靠近100个标准足球场,26个生产车间整洁排列。
“我们只有4个车间生产自行车。说实话,一辆共享单车的利润才5元钱。”静海厂区卖力人岳明君开着一辆越野车,指了指面前空旷的厂区说,“虽然叫自行车之都,自行车也不是我们业务的全部。”
“大胃王”一样的富士达,如何“吃饱”是实实在在的焦虑。
岳明君还有一个头衔是“天津富士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他并不讳言这是竞争订单而量身定做的,“我们争来了迪卡侬的自行车订单,一年5个亿。为了方便外资验厂,才专门成立一家新公司。”
富士达还依托多元化经营,对冲订单下滑带来的影响。静海厂区的铝型材项目,投产五个月就实现进出平衡,2020年将达到3万吨加工能力；碳纤维车架项目目前略亏,但趋势向好……
巨无霸富士达的焦虑,正是捷安特30多年前的焦虑。
20世纪70年代,环球性的石油危急催生自行车骑行热。当时,许多欧美国家从日本入口自行车,随着需求激增,订单逐渐流向台湾。一韶光,台湾呈现出大量自行车制造企业。
1972年,台湾人刘金标创立巨大机器公司。到1981年创建自有品牌捷安特时,巨大机器已经是台湾地区最大、亚洲规模第二的自行车代工企业。
据捷安特(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郭芳城回顾,纵然拥有环球领先的自行车制造能力,巨大机器依旧缺少安全感。
“如果连续选择代工,就意味着须要不断抢单,由于客户总是会选择比你更低价格的代工厂。”这位台湾高管笃定地认为,选择长远的目标每每最困难。
先要“吃得饱”,还得“睡得喷鼻香”,企业也须要像人一样发展。
（小标题）代工也是一条学习通道
捷安特的天津工厂和富士达静海厂区,相距10分钟车程。
梳理这对邻居的发展脉络,1992年是一个主要的韶光节点,注定写进中国自行车家当的历史。
这一年,辛建生开始招兵买马,从发卖中华阿米尼自行车转型建立富士达；这一年,来自台湾的捷安特,为进入大陆市场作末了的准备；这一年,邓小平南巡,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
沿着各自的路径,富士达产能数字不断飙升——60万、120万、500万、1000万、2000万。
“开车太快,走路太慢,骑自行车才能留住人生的美好风景。”刘金标在其回顾录的开篇中写道。
1993年,捷安特在昆山设厂,深耕大陆市场,逐渐领略市场开放的美好风景。截至目前,捷安特8家工厂有5家位于大陆,贡献了其半数业务额。
比拟富士达高达90%的代工率,捷安特代工业务额仅占三成。
从OEM到ODM再到OBM,捷安特都是被“逼”出来的。站在品牌之巅,回望代工之路,捷安特人终于看出,这是一条主要的学习通道。
郭芳城认为,通过代工能学到前辈的设计理念和制造工艺,确保自己始终站在行业前沿。
此外,保持对环球有名品牌的竞争力,须要捷安特研发团队具备环球视野。捷安特的工厂,则可以和有名品牌共享一流的制造能力。
在郭芳城眼里,“捷安特强调生产部门和研发部门的物理‘切割’,自主品牌和代工品牌之间是‘君子之争’,这样才能在市场上得到长远发展。”
在代工之路上,富士达也在寻求改变。吴锦程说,富士达通过ODM,不断提升自己的代价。“铝合金和碳纤维车架,以前客户指定用别人的,现在我们自己做,客户也逐渐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富士达是行业首家得到“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实验室认可证书”的企业。其制造能力,得到全天下70多个经济体的认可。
30年前,当巨大机器创建捷安特品牌后,原有的代工大客户迅速“移情别恋”,巨大机器失落去了大半订单。
“转而创立捷安特品牌之后……开始有商品的提案权和定价权,才算真正节制经营奇迹的自主权。”刘金标说。
他光彩的是,巨大机器快速布局环球发卖网络,顺利推进新产品的研发,快速度过了转型阵痛。
20多年前,还是普通员工的岳明君问老板辛建生,“我们为什么叫富士达?”
辛建生回答,“富士胶卷不是很有名吗?我们就加一个‘达’字”。
彼时的天津,许多自行车组装厂,习气给自己取一个洋名,有些乃至直接“傍”上大牌,例如奔驰、丰田、宝马、亚利达、大佐、龙头马……
经历多年景长,富士达主打内销的“BATTLE”品牌,高峰期每年发卖上百万辆。只管如此,很多消费者仍旧不知道,“BATTLE”和富士达的关系。
“富士达”这顶帽子,已经被很多产品戴上了。除了指向生产自行车的富士达,还是一款点钞机的牌子,一部电梯的牌子,以及浙江义乌一个商业综合体的名字。
岳明君反思,或许是这些年代工太顺利,错过了造就品牌的最好机遇。如今的自行车市场,竞争激烈程度远超任何时候。
在郭芳城看来,专注代工还是专注品牌,并没有特定的路径。市场时候在变革,前几年供不应求的捷安特,从2015年开始,出人意料地涌现古迹下滑。目前,捷安特天津工厂,5条生产线停了2条。
“这里面既有政策导致的需求变革,也有共享单车对付市场的影响。”对付市场变革,郭芳城显得比较坦然。他还点出了捷安特和富士达等代工企业的差异——“捷安特专注于用户须要什么,而不是专注同行在做什么。”
（小标题）家当转移的富士达之问
“一辆自行车的等级,由禧玛诺的等级决定。”在捷安特天津工厂,协理陈彦随手拿起一套禧玛诺的变速器说,“这东西想拷贝都拷贝不了,而且不少客户只认这个牌子。”
禧玛诺之于自行车,类似intel之于电脑,高通之于手机……日本零部件企业禧玛诺,通过小小的变速器,勾引着天下自行车的发展方向。它一贯被模拟,从未被超越。
天津自行车协会理事长刘学权认为,一辆自行车附加值最高的零部件,正好便是变速器。
“以是核心技能的超越和系统编制无关,更多的是须要耐心和长线投入。”刘学权此前曾在国有鞍山自行车厂事情多年。
位于河北省霸州市的中国自行车博物馆,网罗了天下各地不同期间的自行车。汉堡、凤头、金手……看上去陌生的自行车品牌,承载着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自行车工业史。
业内人士指出,自行车家当重心从欧美转移到日本,沉淀下自行车文化。从日本转移到中国台湾,壮大了禧玛诺。从台湾转移到中国大陆,培养出捷安特。如今,面对不断飞腾的本钱,浩瀚自行车企业纷纭转到东南亚,中国的自行车企业,能留下些什么呢?
只管大陆工厂贡献了半数业务额,捷安特依旧把高端自行车的生产留在了台湾。
“天津工厂生产的自行车,价格区间在500元到5000元；在昆山工厂,这个区间是3000元到20000元；更高真个车型,我们放在台湾制造。”郭芳城认为,这样的布局和消费习气有关。
在富士达东丽工厂,为欧洲客户生产的电动助力车,只管零售价高达上千欧元,每年仍以20%的速率增长,也让吴锦程看到了希望。
他说,这种欧洲盛行的电动助力车,海内消费者接管起来还有难度,最大的障碍是价格。海内超过3000元就很难接管。
在天津另一家大型自行车生产企业金轮集团,也见到了这种欧洲市场盛行的电动助力车:用锂电池实现助力,随着双脚的踩踏,智能程序自动启动,最远可以实现80公里的续航。
高端产品市场的造就尚需韶光,引以为傲的制造能力则开始转移。为了降落本钱,规避关税壁垒,富士达也不得不到越南、柬埔寨设立工厂。
来自中国自行车协会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自行车总产量达到7320.1万辆,同比低落17.1%。
“共享单车既透支了中国自行车市场需求,也打乱了中国自行车家当的既有升级步伐。”中国自行车协会理事长刘素文同时认为,共享单车也让互联网思维进入到自行车行业。
业内人士剖析,“互联网+”或是中国自行车企业面对家当转移的“突围”方向。
只管被共享单车“闪”到了腰,但是富士达并没有放弃这个领域,相反在Hellobike项目上大笔投入。在静海厂区一角,见到了整整洁齐摆放的天蓝色的电动共享单车。
“在天津,Hellobike已经赢利。”吴锦程看好这个项目,在市场低迷期的投资,相称于晴天修房,并不是坏事。
如果把视线放长远一些,捷安特早在数年前开始从制造文化向骑行文化过渡。过去十年间,这家自行车企业通过频繁资助各项赛事,不断定义自身产品。
“我们哀求每一个经销商都建立自己的骑行军队,我自己也常常骑行。拥有一辆又好玩又精细的自行车,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已经50多岁的郭芳城,还不忘拿自己证明,“我看上去这么年轻,和骑行密切干系”。（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