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考古》1990年09期 齐东方
双室砖墓在西安地区创造的两千余座唐代;墓葬中所占数量极少。这类墓葬规模伟大，举动步伐繁芜，随葬品精美。根据墓志或其他能考证身份的遗物可知墓主人均为高官、显贵。将西安地区所出唐墓统一比较，即可看出双室砖墓集中涌现于唐高宗至睿宗期间，但大多数时期附近、地位相似的人并未利用双室砖墓埋葬。因此，双室砖墓的问题并不能大略地以“地位高”来阐明，有必要对其特点、涌现及其影响等诸方面进行稽核和磋商。
一
目前已公布的双室砖墓有尉迟敬德①、郑仁泰、苏定方③、李谨行④、李重润⑤、李仙蕙⑥、李贤⑦、韦泂③、薛氏⑨、李仁⑥十座。根据揭橥的墓葬资料并参考有关文献，将这十座双室砖墓的情形列为表一。
从表上所列官职栏可见，墓主人担当的散官、职事官、爵位、勋官，品位均在三品以上。下面结合唐代文献记载的埋葬制度，稽核双室砖墓的各个方面。
第一，双室墓比一样平常墓葬多一个墓室。
迄今为止，唐代帝陵尚未发掘，其构造不得而知。西安两千余座包括皇室贵族、品官（个中也有三品以上官吏）、平民在内的唐墓，多为方形或长方形的单室墓葬，被葬者身份的差异，紧张表现在墓室的大小、站构、举动步伐方面。因此，双室砖墓在墓室数量上的特点不仅是身份显赫的标志，还表示出超乎于一样平常皇室贵族及三品官吏之上的分外礼遇。
第二，多有石质葬具。
《通典•礼四十五•凶七•棺椁制》记载：“大唐制，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镂彩画施户牖栏槛，棺内又不得有金宝珠玉。”十座双室砖墓中，五座有石椁。石椁仿木建筑制造出脊瓦、滴水、门窗等，还雕刻各种花纹及入物。这不符合礼制规定，但根据墓志和有关记载,这种墓葬规格是恩制许可的⑪。
第三,随葬品丰富。
《唐会要•葬》记载：“（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勅：古之送终，所尚乎俭，其明器墓田等，令于旧数内递减。三品以上明器，先是九十事，请减至七十事;……”。双室砖墓均被盗掘或毁坏，出土的器物已不是下葬时的数量，据保存较好的苏定方、李重润、李仙蕙、李贤、郑仁泰墓的残余情形看，远远超过了“九十事”的数量。《大唐六典•将作•都水监》甄官署条记载：“凡丧葬，则供其明器之属，别敕葬者，供余并私备。”双室砖墓随葬品数量皆有超越，应为唐代的“别敕葬者”。
第四，購物丰硕、丧事隆重。
虽然在考古发掘中无法表示出来，但墓志志文大都有“丧事所资，随由官给，鼓吹仪仗,送至墓疥荣哀所加”⑬等记述，足见当时丧事极为隆重，规格较高，非同一般。韦洞墓志还载其“購物口千段,，米粟五百石”，超出唐代对最高的一品官“轉物二百段,粟二百石”的规定⑭。
双室砖墓不仅比一样平常三品以上官吏的基葬多有一个墓室，还在其他诸如葬具、随葬品、輝物等方面享受分外礼遇，是一批非同平凡的墓葬。
由于十座双室砖墓的主人在唐代社会中地位和浸染不同，去世亡与埋葬的情形也有差异,可将其概括为两类。
第一类是葬于唐高宗期间的尉退敬德、郑仁泰、苏定方君、李谨行四座墓，墓主人皆为唐代高等军事将领，去世亡韶光与埋葬韶光同等。
第二类是葬于唐中宗、睿宗期间的李重润、李仙蕙、李贤、韦洞、薛氏、李仁六座墓，墓主人皆为李唐宗室或异姓外戚,除薛氏墓外，墓主人去世亡韶光与埋葬韶光不同，属于改葬墓。
墓主人由高等军事将领变为宗室或外戚；埋葬办法由一次葬变为改葬。这是两类双室砖墓之间存在着的明显差异。
二
第一类墓中的尉迟敬德、苏定方、李谨行三人在两唐书中有传，郑仁泰虽无传,但墓中出有详载其平生的墓志。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理解他们何以享有殊荣，也可以找出高等军事将领利用的双室砖墓出于唐高宗期间的缘故原由所在。
尉迟敬德本为刘武周部将，后降唐。参加过许多主要战役，屡次救过李世民的性命。贞不雅观十七年，与长外无忌等二十四人作为唐开国元勋“图形于凌烟阁”四。去世后，许敬宗为其请加赠曰：“武德末年，二凶祠乱，经纶复兴之业，能置宗庙之安者，敬德功当第一”。太尉无忌曰：“敬德早从征伐，勋庸茂著。贞不雅观之初，殊效殊绩。比诸将帅，超越等伦”⑩。高宗也赞许如此评价。葬礼十分隆重，“高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赐东园秘器，陪葬于昭陵”。⑪
郑仁泰平生据墓志志文可知，他十七岁参加晋阳起兵，效力于秦王府,参与了李世民攫取皇位的玄武门之变。长年守卫、陪侍于李世民旁边,被引为心腹。唐高宗时,开国元勋相继去世，郑仁泰的地位更显得突出，身兼武卫、右卫、右领军卫三大将军。。去世后，以“太原元从，西府旧臣”，列为第一等元勋i
苏定方利用砖砌双室埋葬也是不奇怪的,据两唐书苏定方本传记载，他幼年从军,转战生平，以骁勇善战著称。特殊在对西域的战役中，屡负重任出征，得胜而还。“定方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乾封二年（667年）卒，年七十六。高宗闻而伤惜，谓侍臣曰：'苏定方于国有功，例合褒赠'。”⑳
李谨行，祖上为榦暢人,其父归附唐朝后，以战功封蓍国公，勅姓李。李谨行曾任营州都督，凭武力、财力，“为夷人所惮”⑥。后调任西北,“上元三年，又破吐蕃数万众于青海，降玺书劳勉之。累授镇军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封燕国公。永淳元年卒，赠幽州都督，陪葬乾陵”㉒。他因此赐姓李的荣典进入李唐宗室之列，又以战功卓著得授高官的。
上述四人均非名门王谢出身，尉迟敬德为降将，李谨行系榦帽人后裔,苏定方祖上为庶人，郑仁泰也不是士族子弟，皆因功绩显著,生前高官厚禄，去世后特礼埋葬。这四座墓大都陪葬于帝陵，高宗期间的陪葬墓已发掘的还有张士贵、阿史那忠、李孟姜、薛元超、部国大长公主⑥等墓，也是三品以上的官吏或皇室成员，却只用单室砖墓，规格不及前者。考其平生事绩，可知功劳远在尉迟敬德等四人之下。因此，尉迟敬德等四人墓葬与一样平常高官及其他皇室成员墓的差异表示了唐初"崇重目前冠冕”,“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㉔的新等级制度。
三
葬于唐中宗、睿宗期间的第二类双室砖墓的主人大都不是有殊勋懋绩之人，有的乃至是尚未成年的孩子。而且，六座墓中有五座是改葬墓。这些双室砖墓的涌现与当时宫廷的权力之争有着内在的联系。
懿德太子李重润、永泰公主李仙蕙、章怀太子李贤墓是目前所见到的唐代最大的墓葬。据文献记载，李重润、李仙蕙是因“窃议'张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宫中'，则天令杖杀。直至开元六年（718年）方被改葬轉。中宗之以是未顾及李贞，大概是亲缘稍远，与己关系不大的缘故。
通过反对武则天的元勋李贞未能予以改葬、曾为皇太子并一度监国的李贤仅以雍王礼改葬，而生前浸染远不如此二人的亲生子女李重润、李仙蕙得以“号墓为陵”，可以看出中宗期间的改葬不是抑武扬李、规复礼法，也不是厚葬元勋、弘扬功绩，而是私情为重、厚葬子女，籍此掩护自己失落而复得的地位与权力。如果说李重润等三人
同为改葬墓,李重润、李仙蕙二墓在墓园范围、地面石刻、墓室构造及尺寸、壁画内容诸方面都比李贤墓的规格髙馳，《新唐书》也明确记述李重润、李仙蕙的墓'‘号墓为陵”姓，而李贤的"雍墓不称陵”㉚。究其缘故原由，可能是李重润和李仙蕙为中宗的亲生子女，被追赠为皇太子、公主，得以享用特礼埋葬。
中宗改葬的李唐宗室有多少，无从稽核，难以进行全面比较。李贤墓一例已证明并非亲疏同待，另一座已发掘的越王李贞墓当时未被改葬之事更反响改葬的范围较小。李贞为太宗之子，因“有匡复之志”，反对武则天称制，并直接动用武力，以刀兵相见，事败后被杀，直至开元六年（718年）方被改葬够。中宗之以是未顾及李贞，大概是亲缘稍远，与己关系不大的缘故。
通过反对武则天的元勋李贞未能予以改葬、曾为皇太子并一度监国的李贤仅以雍王礼改葬，而生前浸染远不如此二人的亲生子女李重润、李仙蕙得以"号墓为陵"，可以看出中宗期间的改葬不是抑武扬李、规复礼法，也不是厚葬元勋、弘扬功绩，而是私情为重、厚葬子女，籍此掩护自己失落而复得的地位与权力。如果说李重润等三人所具有的太子、公主身份还是他们得以享用双室砖墓的缘故原由之一,那么，韦洞、薛氏能够利用双室砖墓则表明这种埋葬形式已变成宫廷斗争中的得势者用以炫耀自己、扩大影响的工具。
韦泂，系韦后之弟。随父流放，快意元年（692年）去世于容州，年仅十六岁。韦氏因中宗复位而立为皇后，韦氏家族不仅得以“内外封拜，遍列清要”簿，去世去的支属亦受到追赠葬。其父玄贞先被追赠上洛郡王，后又加,赠为鄧王，迁回长安改葬称荣先陵，其兄弟洵、浩、洞、洲等也相继受加赠并迁回长安改葬励。这些作法受到了非议，左拾遗贾虚己上书进谏：“孔子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且非李氏而王，自古盟书所弃。今陛下创制谋始，垂范将来，为皇王令图，子孙明镜。匡复未几，后族有私，臣虽庸愚，尚知未可。……陛下奈何行私惠，使樵夫议之。”。可是,贾虚己的反对未能阻挡韦后行私惠。已经发掘出的韦洞墓为砖砌双室，内有虎殿顶石椁，刻着精美的人物、花草。虽在早期遭到人为毁坏,仍出土了大量随葬品，由此可想见埋葬时的奢华程度。韦泂被赠为“并州大都督淮阳王”，迁回京师的盛况空前，隆重的葬礼，为唐代所少见。韦洞墓志中“皇后仁爱之土、合于天地，友悌之德通于神明”道出改葬去世去十七年的韦洞意在炫燿韦后的权势，抬高韦氏家族的地位。
薛氏，是太平公主的女儿，十一岁嫁予豆卢氏，“则天皇后嘉其嫔则，锡以祟号,封万泉县主。”景云元年卒，也利用了以往元勋、太子、公主中的特例才能利用的双室砖墓，这与其母太平公主得势分不开。太平公主系武则天之女，与李隆基等协力革除韦后势力后，,“日益豪横”，“其时宰相，五出公主门”，朝廷大权几平尽握手中。为了表现政治上的得势，抬高自己的声誉，太平公主也厚葬支属，以双室墓埋葬仅为县主的女儿。
李仁墓是已创造的双室砖墓中最晚的一座。他是唐大宗李世民之孙。神龙三年（707年），皇太子李重俊发动宫廷政变，杀武三思、武崇训等人，李仁与其子李禧分兵把守宫城各门，政变失落败，李仁等当日被杀。景云元年（710年），睿宗登基,下诏为李重俊平反，参与发难的李仁也得以“制复旧班，用加新宠”働。李仁被改葬标志着李唐消灭韦、武外戚势力，再次节制政权,宫廷争斗暂告结束。
四
西安地区的双室砖墓都涌现于唐高宗至睿宗的五十余年间。其前，唐代开国元勋李世民的叔父淮南王李寿和长乐公主仅以单室砖墓埋葬働；其后，李唐宗室越王李贞（718年改葬）、大宦官虢国公杨思冊（740年埋葬）《＞也仍用单室砖墓埋葬。纵然是唐高宗期间的李唐宗室：虢王李凤（675年葬）、公主李孟姜（682年葬）；著名将领：虢国公张士贵（657年葬）、薛国公阿史那忠（675年葬）也未曾得到分外的礼遇——双室砖墓埋葬。以是，双室砖墓不是唐朝自始至终存在的埋葬形式，也不是某一期间广泛存在的埋葬形式，而是特定历史期间的分外墓葬。
墓葬形制，包括墓室的多少、大小、构造及其内部举动步伐能够反响出墓主人生前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墓葬的等级是当时社会等级的反响，这是墓葬的一样平常规律。但是，西安地区十座唐代双室砖墓有其分外性：墓主人官阶为三品以上，埋葬规格却高于其他一样平常三品以上官吏的墓葬，也超过了《通典》、《唐会要》、《大唐六典》等历史文献中有关墓葬等级的规定。
笔者曾综合西安地区已揭橥的唐墓资料,参考墓志和文献记载，稽核了西安地区唐墓的等级划分和演化。概括地说，唐代墓葬等级制度大致可分为三个期间;高祖、太宗期间一新的等级制度创建;高宗至玄宗期间———等级制度严格;肃宗至唐末-—墓葬等级逐步被毁坏够。十座双室砖墓均涌现干等级制度严格的高宗、中宗、睿宗期间，系由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所决定。
李唐自太原起兵，广泛接管各阶层人士参加。建立政权后，主要的文臣武将亦来自各个方面。为了掩护统治，凡有才能、立战功者，不论出身贵贱,均给予显贵的地位，以新的等级制度调节了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的关系。葬于高宗期间的尉迟敬德等四人因建立、巩固李唐政权受到褒赠，以双室砖墓埋葬，葬具、墓内举动步伐、随葬品等都超过同期间三品以上高官以至李唐宗室的墓葬，表示的是“国家大事，唯赏与罚”的治国之道，对付巩固封建统治起到了积极的浸染。
中宗、睿宗期间，武则夭虽已去世，武氏势力仍很强大。随着中宗复位，韦氏立为皇后，韦氏外戚力量日益膨胀，另有太平公主、李隆基等政治集团逐渐兴起，致使“政出多门”国，权力之争激烈。中宗得到失落而复得的皇权，立即以分外礼遇厚葬亲生子女,表示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韦后、太平公主相继得势，也厚葬支属，以炫耀其权势。高宗期间褒赠功绩的双室砖墓变成显示权力与地位的工具。
睿宗往后，唐朝宫廷进入相对稳定期间。已创造的唐玄宗期间及往后的大量墓葬中，只管也有地位很高者，均未利用双室砖墓。如开元六年（718年）改葬的李贞，情形与李重润、李仙蕙、李贤、李仁等相似，却没有以双室砖墓埋葬。大概是由于政治稳定，没有必要利用分外埋葬办法。中晚唐期间，墓葬形制混乱，原有的等级制度遭到毁坏，西安地区以外创造了双室砖墓，河北正定县大中八年（854年）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墓有前后室、东西耳室。这是由于当时唐朝中心集权衰落，河朔三镇已形成盘据局势，身为当地最高权力者的王元逵得以利用双室砖墓埋葬。不过，这种双室砖墓与上面论及的高宗至睿宗期间的双室砖墓的性子已完备不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