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冠县人来说，老电影院是地标。
对我来说，只有一个厅的电影院，陪我度过童年光阴。
现在，虽然它已经被新的广告牌和商店盘踞，有了新样子容貌。
可是，每每在那途经，我还能看到小时候的自己，爬上高高的台阶，去看电影的样子。
冠县老电影院，30年变革史
1990年代
那时，冠县电影院还是个放电影的、真正的电影院。
礼堂式的方正建筑，必须得爬上一层层的台阶，才能看见大厅，穿过大厅，再往里走，才是影厅。
门有两个，用以检票。
影厅只有一个，高下两层，又高有远，黑乎乎的，有庄严肃穆的仪式感。
放映机从背后的小格子里放出光，投射到屏幕上，便是各样真实的形象。
少年的我，很多次，都想钻到那些光里，看看那些俏丽的角色是不是真的存在。
没去过楼上。
楼下分前后两部分，中间留出过道，通往厕所。
椅子是最大略的铁架木板折叠椅，一排一排，随着有坡度的地面往屏幕方向延伸过去。
屏幕自然也硕大无比，象征着一个县城该有的威严。
那时，我正在一实小读小学，学校组织集体看电影。
军队浩浩荡荡，从一实小出发，沿着滨河路，走到电影院。
看的大多的是革命教诲题材的电影。比如《隧道战》、《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
革命教诲题材嘛，每次放映前，都要集体起立，唱国歌。
唱完国歌，电影才正式开始。
电影在我心里树立起一个个的英雄形象，想：“我假如潘冬子，我假如张嘎该多好。”
非常有教诲意义。
放完电影，同学们争相、踩着砖头去影厅中间边上的厕所，尿液横流一地。
有时，也自己去看。
不知道从哪弄来几块钱，赶紧去看最新电影《十兄弟》。
我记得那是个酷热的夏天，我穿着有洞的跨栏背心，一边漱着冰糕，一边看十兄弟用特异功能打败坏人。
大概是我也想显示神通，把腿塞进了椅背和椅面之间。
椅子是折叠的，我被夹着，怎么都抽不出来了，急的我直冒汗，真怕腿就这样长在椅子上。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妈也带我去看电影。
《妈妈再爱我一次》从台湾吹到冠县。
在电影院里，所有人哭成一片。
那时看过那部电影的每一个孩子，大概都知道妈妈的好吧。
我妈擦着眼泪，也不忘教诲我：“你看，你现在多享福，作业写完了吗？”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
母爱伟大。
乡下没有电影院，电影院不但属于县城。
过年时，门口就会停很多28式大梁自行车，那是乡下的青年男女，骑到电影院看电影的。
电影的声音也通过喇叭放出来，大街上也充满打打杀杀的声音，吸引着青年男女。
电影院承担起搞工具的职责，为这个县城的繁衍生息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电影院聚拢多种功能。
我从没在里面被开过大会，不知道它是不是也承担过开大会的功能。
但，拉上幕布，便是一个舞台，外来的杂技团登台演出。
我在台下仰着头，看那些能人，骑着单轮车，技艺娴熟的杂耍碗和缸，心生倾慕。
那时的冠县并没有太多的娱乐项目。
电影院是娱乐的少有的存在。
晚上7、8点，人们涌进电影院。
1、2个小时后，人们走出电影院，在台阶上，乌泱泱的人群俯冲下来。
如今，除了各个学校放学，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如河流般的场面了。
电影院的辉煌于我这个80后而言，并不长久。
很快，有线电视、游戏机在县城的遍及，电影院单一的娱乐功能迅速瓦解。
在电影院的大厅里，人们摆起了台球桌。
冠县人开始了在电影院里叼着烟打台球的历史。
大约是5毛钱一局。
我和我的朋友是打台球的菜鸟，1块钱可以打一下午，用以消磨光阴。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我俩的存在，改变了台球界的规矩，由5毛钱一局改成5毛钱一小时。
2000年往后
不知从哪一个详细时候起，电影院不再放电影了。
电影院变成了大药店，刷上了粉黄的颜色，台阶也变得矮了些。
“冠县电影院”这几个字，也斑驳光阴。
如今一提到电影院，成了麻辣串和奶酪的代名词。
电影票，也不但是几块钱。
大城市里，看一场电影居然要70、80，每个周二半价的时候，才舍得去看一场电影。
再今后，冠县电影院辟出一个小的通道，直通3楼，建起一座小的，当代化的影院。
影厅还是只有一个，却没有了当年的浩荡气势。
2013年的时候，我去看过一次，郭敬明导演的《小时期2》。
影厅里里人不多，除坐在第一排的我之外，就剩末了一排四五个初中女生，柯震东出来的时候，她们会哇哇大叫，一阵骚动。
与影片梦一样平常的浮华放在一起，走出电影院，看到它顶上那个透露着上个世纪气质的“冠县电影院”，这5个有点斑驳的红字，便心生恍惚。
以为自己走进了不属于自己的时期。
现在
冠县城，到处都很新楼。
除了电影院，大约就剩下运动场，是冠县最“古旧”的公共建筑了。
在这如新的光阴里，希望这个老电影院会一贯留下来。
留给这个县城，也留给自己的影象一个美好的见证。
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