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冠疫情持续，对2021年中国考古的野外事情影响颇大。但考古人员积极复工，创造事情机会，整年的考古事情仍旧亮点频出。
继“考古2019”和“考古2020”之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连续第三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互助，约请9位学者撰写“考古2021”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创造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2021年，是中国当代考古学出身百年，加之疫情持续的影响，“分外的一年，别样的劳碌”是对2021年考古事情的最好表述。从中原到边陲、从城址到墓葬，隋唐期间的考古创造与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
2021年，中国考古“百年百大考古创造”评比中，隋唐考古有7项，分别是隋唐洛阳城遗址、大明宫遗址、法门寺遗址、热水墓群、甘肃敦煌、渤海上京龙泉府、新疆阿斯塔那墓群。“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创造”隋唐考古4项入围终评，终极有2项得到“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创造”，分别是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城址考古
2021年的城址考古创造成果丰硕，隋唐的两京长安、洛阳城多年持续事情，可谓老树新花，更可喜的是像古州城、明州、新登古城、唐朝墩古城、北庭故城等地方城址和军事防御城址考古也取得主要收成。
（一）两京城址
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发掘有两处：一是皇城太庙遗址，一处是大明宫西内苑。
皇城太庙遗址
为合营碑林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在文献记载的皇城内太庙区域创造一座规模伟大的夯土基址，在该夯土基址的西北隅清理出殿址，包括檐廊、砖铺散水等遗迹。结合文献初步推测大型夯土基址可能为隋唐皇城太庙建筑，这是隋唐长安城首次发掘的与太庙干系的遗址，为隋唐长安城的研究、保护和展示供应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大明宫西内苑遗址
为合营西安火车站站改培植，在唐大明宫西内苑内发掘一处联廊石桥以及位于太极宫东宫墙南侧的过水涵洞及挡水举动步伐。联廊石桥位于西内苑南部的一条东西向渠道上，由东西对应的两座三孔石桥、一座亭廊组成。东侧石桥保存较好，底部铺设石板，其他侧壁、顶板均用石块垒砌组成，东西两端各凿有一排菱形栅栏孔。西侧形制与东石桥相同，毁坏较甚。过水涵洞及挡水举动步伐位于太极宫东宫的东北隅。过水涵洞南北向，穿东宫北宫墙，由砖块、石条砌垒而成，在其南则砌筑八字形挡水砖墙，高1米旁边。
隋唐洛阳城2021年的野外考古事情分为两部分：一是宫城北部轴线区建筑群遗址的发掘；一是洛南正平坊的发掘。
宫城北部轴线区建筑群
宫城轴线区的考古事情持续多年，2021年清理的唐代遗迹有内重门遗址、陶光园的水渠等。宋代遗迹有太极殿、天兴殿及其所在宫院。内重门遗址，位于玄武门遗址南侧，北与玄武门相直。单门道，墩台东西39.3米，南北20米，门道宽5.8米。内重门以墙垣与玄武门两侧城墙围合，形成封闭的内瓮城构造。水渠，位于玄武门南侧，间距60米，处于陶光园内。水渠两壁砌砖，是南北向渠与东西向渠交汇处，呈直角迁移转变。南北向渠为砖砌水渠的拐角，深1.7米，底部宽0.66米。东西渠深2.1米，渠底宽0.55米。宋代遗迹紧张是太极殿及其宫院北廊，天兴殿及其宫院北廊等遗迹。结合以前的发掘资料，太极殿、天兴殿均为“工”字殿。
正平坊遗址
正平坊是隋唐洛阳城内主要的里坊之一。文献记载，正平坊内有孔子庙、国子监，太平公主的旧宅，后改为安国女羽士不雅观，还有兵部尚书李迥秀宅、左散骑常侍、襄阳郡王路应宅、河南尹裴迥宅等王侯将相的宅院。2020年4月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正平坊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确定了里坊四面坊间街道、坊墙、墙门、坊内路网构造和坊内主要的院落布局。
考古发掘确定了正平坊东西464.6，南北533.6米。四面由坊墙围合，坊墙宽1.3-1.43米，在南、北坊墙创造坊门。坊内街道呈倒“T”形布局，南北向街连接南北坊门，宽8.7米，划分坊为东、西两个半坊，东西向街位于东半坊南北正中，宽10米，分东半坊为南区和北区。
正平坊内的主要建筑紧张分布在西半坊和东半坊南区。西半坊内创造一大型庭院（I号庭院），东西225米，南北535米，创造五座大型夯土建筑台基及其附属的院墙、廊房等遗迹，为中轴对称多进式院落布局。据文献推测为太平公主宅院。
正平坊东半坊南区创造东西并列的三个庭院，编号为II号、III号和IV号庭院。三座庭院面阔均71米，均由墙垣围合。东半坊南坊墙正中开门，南坊墙与三座庭院南墙之间为东西通道。据已经发掘的II号、III号庭院可知，庭院南院墙正中开门。个中II号庭院门与东半坊南坊墙上的门南北相对，II号庭院内创造三座建筑基址，其布局和文献记载的国子监的讲堂、祭殿及钟鼓楼等形制、规模相吻合，推测可能为国子监。
正平坊位置示意图（石自社供图）
正平坊庭院位置分布图（石自社供图）
正平坊一号庭院（太平公主宅）遗迹图（石自社供图）
（二）地方城址
河北雄县古州城址
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雄县文化和旅游局联合考古队对古州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古州城遗址由“内城”和“外城”组成。“内城”平面形状呈长方形；“外城”平面形状呈圆角方形。“内城”与“外城”均创造城墙、护城河与城墙内外道路等。2021年度发掘了“内城”东墙、南墙及道路、壕沟（护城河）、3号、4号建筑遗址（局部）、瓮棺墓葬等。“内城”城墙夯筑，城墙内、外侧均创造顺城道路。城墙外均有壕沟。城东南部新创造5处建筑基址，仅对编号3、4号遗址进行局部发掘。创造包砖、散水，整体保存较差。其余还创造6处战汉期间瓮棺墓葬。经发掘确认“内城”平面方形，从战汉至唐末五代一贯在利用，不同期间的城址范围不尽相同；“外城”为圆角方形，其内有子城，子城系改造“内城”而成。
古州城遗址卫星平面图（何岁利供图）
“内城”南墙外护城河北堤岸剖面（何岁利供图）
4号建筑遗址局部（何岁利供图）
2021年古州城考古事情照（何岁利供图）
莲花瓦当（何岁利供图）
云纹瓦当（何岁利供图）
杭州新登古城
为合营新登古城保护工程，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20-2021年对新登古城进行考古发掘。2021年，在南城门区域创造唐代城门城墙遗迹、宋代道路遗迹、明清城门门墩遗迹及排水沟等遗迹。唐代城门被明清门墩和宋代路叠压，包括城门墩台和城墙遗迹。城门墩台东西总宽18.4米，南北进深和门道宽度不详。墩台均包砖，西侧墩台东西宽8.2米，东侧墩台宽度不详。墩台外侧为城墙，城墙砖砌，部分砖侧面有上”“下”“大”“田”等字。城门内创造宋代两条砖铺路遗迹，南北向、东西向各一条。其余还创造明清城门遗迹，建于唐代城门和宋代路面之上。新登古城南门位置创造唐、宋和明清不同期间的遗迹，印证了文献记载，具有主要代价。
宜春袁州古城
考古发掘了三处夯土遗迹和六处墙体遗迹。初步认定城墙分三期，最早可能至晚唐五代，二期、三期有可能为宋代和元代，明清期间城墙因毁坏无存。发掘戳穿的墙体构造清晰、早晚有序，表示了袁州古城自唐乾宁二年（895年）刺史揭镇筑罗城以来至元代的袁州城市培植史。
长沙培元桥五代-两宋遗址
培元桥地处南宋长沙城的西北部，这次发掘了五代的大型建筑基址1处、房址1处，五代至两宋期间古井93口，宋元街巷遗址1处。五代大型建筑基址有大小相似、构造相同、排列有序的方形柱坑43个。五代期间房址F1为单体多间房屋，屋外有水井、池塘及联通的沟渠等，根据F1废弃堆积内出土朱书“使院”漆木器，推测可能是马殷任武安军留后时治事之所。
长沙恒大珺璟府五代-两宋遗址
恒大珺璟府发掘五代至两宋的沟3条，其余还有古井和灰坑。G1南北两壁规整，底部平整，可能为晚唐五代期间的护城河，五代废弃后，此在废弃护城河的根本上建筑了G4，可能成为长沙城的一条内河道，壕沟内有着从南北两个方向倾倒的堆积物，北宋废弃并被填平。在此根本上铺设黄土，建筑房屋和排水沟G2，并形成了垃圾坑H6，这显示出晚唐至北宋期间，长沙城市扩大带来的这一区域功能的变革情形。
明州罗城遗址（望京门段）
为保护与展示2016-2017年考古发掘的明州罗城遗址（望京门段）的城墙基址，经由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终于在2021年建成望京门城墙遗址公园，并对外开放。这段城墙基址，集中而真实地再现了宁波（明州）自唐末罗城始建以来至民国期间1000多年间的城防培植史，为研究宁波乃至我国东南沿海州府城墙的选址营建、规模形制、建造技能、工艺水平等供应了宝贵案例，也为“海上丝绸之路”之“活化石”与“中国大运河”之“南端口”的古代著名港口型城市宁波供应了极其罕有、不可再生、生动有力的考古例证。这个遗址公园成为回望宁波千年城墙建造史和城市发展史的实证空间与精神家园，也是追寻宁波城市演化轨迹、品读厚重历史的文化地标与主要窗口。
（三）边陲城址与军事防御遗址
北庭故城“悲田寺”
202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庭学研究院联合连续对北庭故城进行考古发掘，发掘了子城西南部的10、11号遗址。个中10号遗址是迄今在城内创造最大的建筑台基。11号遗址位于子城的西南部，建筑基址保存较差，形制不明，仅在台地南部还残余一道夯筑围墙。遗址出土了大量残破的瓦片、砖块和陶片。在北庭故城11号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底部刻有“悲田寺”三个字，证明北庭城核心区还曾经有一座“悲田寺”，可能和武则天长安年间开始创办悲田养病坊并在全国推广有关系。这是北庭考古的一个主要新进展，其前身可能是建于子城内的应运太宁寺。把“悲田寺”安置在子城内部，充分表示了唐朝通过国家力量对社会中孤老贫病等弱势人群的帮扶照顾。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东南，属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2019-2021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履行了考古发掘，累计发掘面积2300平方米，清理出房址、土埂、木栅栏、踏步、灰堆等遗迹12处，出土以文书为主的各种遗物1400余件。结果表明，烽燧修建于孔雀河北岸的一处大型红柳沙堆上，由烽燧本体、居住房屋等建筑构成；该烽燧修建年代为唐代，这一结果无疑是孔雀河烽燧年代学研究上的打破。
出土文书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是难得的历史资料。军事文书中所涉及“计会交牌”、“安然火”制度的实物为海内首次创造，文学作品《韩朋赋》、《游仙窟》和传统经典《千字文》、《孝经》等文书丰富了干系版本资料，勋告、书信、左券文书是还原唐代社会生活的鲜活素材。经对出土文书释读，确定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为唐代“沙堆烽”故址，同时也是一处游弈所治所，属于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的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应是唐“沙堆烽”旧址，为唐“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属军事预警举动步伐，始筑于龟龄元年（692）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后不久，废弃于贞元六年（790）吐蕃攻陷北庭前后，沿用韶光约百年。除“沙堆烽”外，出土文书中还创造了“榆林镇”“通海镇”等多处军事举动步伐和“楼兰路”“麻泽贼路”“焉耆路”等新的防御线路名称，补充了史乘对付焉耆军镇下孔雀河流域交通路线记载的空缺，进一步完善了唐代西域以安西都护府为中央的交通格局，是唐朝对西域有效统领的直接见证。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胡兴军供图）
唐朝墩古城
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城东北，西距北庭故城遗址约30千米，地处丝绸之路新北道之上。2018-2021年，中国公民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互助，连续三年对唐朝墩古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等事情。基本确认了唐朝墩古城遗址性子为唐代庭州蒲类县县城，始建于唐贞不雅观十四年（640）前后，沿用于高昌回鹘期间，年夜公元14世纪的蒙元期间逐渐废弃。2021年考古分南北两个发掘区，发掘面积1200平方米。紧张是北发掘区清理了一处景教（东方叙利亚基督教）寺院F9和一处院落，分为唐代、高昌回鹘、元代三个期间，寺院墙壁上有壁画与笔墨，年代属于高昌回鹘-元代。
乌什吐尔古城遗址
乌什吐尔古城遗址位于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玉奇吾斯塘乡，地处渭干河东岸的绿洲台地之上。遗址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208、东西宽123米，可大体分为北部、南部和东部三大区域，个中南部为城内现存主体建筑，2019-2021年，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持考古事情。2021年发掘面积600平方米，清理房屋遗迹9座、排房8处，排水管道1条、灰坑4个，出土物中石膏佛足、青铜小佛像、骨骰、金戒指、美男残件、五铢钱、汉龟二体钱等。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创造乌什吐尔遗址可能为唐代柘厥关旧址。发掘结果表明，该遗址延用韶光较长，始建年代为汉代，遗址的主体年代，根据陶器、建中通宝等物，可将其定为唐代。
汗诺依遗址
汗诺依遗址位于喀什市东北23千米的伯什克然木乡罕乌依村落，恰克玛克河古河道南岸台地之上。遗址东西长约6-8、南北宽约4千米，东、西各有一座边长110、86米的方城，二者直线间隔约3.7千米，紧张遗迹集等分布于两城之间。2018-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对该遗址的考古事情。2021年发掘面积1523平方米，揭示出西城南部有成排水渠和墙体，城东有街市作坊遗迹，数十座集等分布的灰坑。出土玻璃、釉陶器、白瓷、金饰、铜币、绿松石、玛瑙等，推断该城为一处唐宋期间的主要城邑。东城时期不晚于魏晋，或为汉代帧中城。统合器物、测年与文献言之，汗诺依遗址及西城可能废弃于12-13世纪。
高句丽遗址
吉林省高句丽城址区域系统考古调查项目选择在高句丽中期王都所在地——集安地区开展事情，2017-2021年对霸王朝山城开展考古调查事情。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集安市境内以霸王朝山城为核心的区域、以望波岭关隘为核心的新开河谷地、以关马山城和大川哨卡的苇沙河谷地、以海内城为核心的鸭绿江中游河谷等四个大区域的调查事情，累计调查覆盖面积约830平方公里。调查新创造遗址点总计117处，个中明确属高句丽遗址点45处，复查和新创造高句丽期间墓群48处。
2019-2021年对霸王朝山城外围新创造遗址点中的6地方在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并对个中的2处高句丽期间遗址点——报马村落北遗址和北头东南遗址进行了连续3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累计发掘面积1775平方米。报马村落北遗址位于霸王朝山城东侧，报马川河所处的沟谷内创造有青铜时期、高句丽、金和晚清四个期间遗存，以高句丽期间遗存最为丰富。出土高句丽期间各种小件500余件，有陶器、瓷器、铁器，另有铜钱和石锄等。报马村落北遗址的高句丽期间遗存年代与霸王朝山城大体相称，是城址外围的一处高句丽期间的平民居址。北头东南遗址位于霸王朝山城西南侧，创造有高句丽和渤海两个期间的遗存。高句丽期间创造排房式建筑，出土大量炉渣、炉箅，是冶铁活动的实证，表明该遗址为霸王朝山城外围的一处高句丽期间与冶铁活动干系的聚落。其余调查了望波岭关隘、关马山城和大川哨卡等关隘和哨卡，明确了高句丽中期王都北部交通线上的防御体系。
黑龙江渤海遗存
2021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市、县文博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重点对鸡西市市辖区、鸡东县、密山市、虎林市等区域开展野外考古调查事情。本年度共调查40处遗存，分为城址、聚落址两大类遗存。个中城址10座，包括平原城7座、山城3座；聚落址30处。鸡西市市辖区共调查12处遗存：城址2座，分别为平原城小城山城址和山城小四平山山城址；聚落址10处，均分布于穆棱河流域，且多分布于河流两岸的台地上。鸡东县辖区共调查9处遗存：城址3座，可分为平原城和山城两种，平原城为金城城址和旭日城址，山城址为锅盔山山城；聚落址6处，聚落址分布于穆棱河流域，且多分布于河流两岸的台地上。密山市辖区共调查11处遗址：城址4座，可分为平原城和山城两种，平原城为临河城址、承紫河城址以及半砬城子城址等3座城址，山城址为大珠山山城址；聚落址调查7处，聚落址多分布于穆棱河流域，且多分布于河流两岸的台地上，少数分布于兴凯湖水系。虎林市辖区共调查8处遗址：城址1座，平原城，即安兴城址；聚落址7处，聚落址多分布于河流两岸的台地上。为构建该区域考古学文化编年以及渤海历史发展脉络供应了主要的实物资料和学术支撑。
墓葬考古
（一）帝陵
帝陵考古在2021年度并没有新的进展，但往年的考古创造所形成的成果井喷是2021年帝陵研究的新亮点。
首先是《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增订本出版，本书以唐代帝陵为中央，谈论了汉唐宋期间帝陵陵园构造的演化，以及汉唐宋帝陵和西夏陵陵地的布局原则。其次隋唐、五代帝陵以往的考古成果也相继揭橥，像《隋文帝泰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唐敬宗庄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简报》、《河南新郑后周皇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均出自《考古与文物》2021-1）相应的关于隋、五代帝陵制度研究也成为磋商唐代帝陵源流的关键。冉万里的《隋代帝陵制度研究》（《考古与文物》2021-1）根据最新的隋泰陵考古成果结合隋炀帝墓和税村落壁画墓，总结出隋代帝陵要素和选址原则。帝陵的诸要素：以陵园为中央，在其周边有祠庙、寺院、陪葬墓等附属举动步伐。方形陵园四面辟门并设门阙，四角设置角阙。陵园外开挖围沟，陵园内地上有封土、神道石刻，地下为帝西后东的合葬办法，长斜坡墓道、多天井。朱津等的《试论后周皇陵的选址问题》（《中原考古》2021-6，朱津、司亚东、黄富成）认为后周皇陵由三座帝陵和一座皇后陵组成，包括太祖嵩陵、世宗庆陵、恭帝顺陵、皇后陵，其选址沿用了战国以来临近都城的原则，以便于敬拜；继续了汉唐以来因高为基的传统，用以表示天子的威严，并起到防水的功效；受到星宿分野理论和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以期能够起到驱禳避灾的浸染；并采取了当时郑洛一带较为盛行的“居龙岗、望平川”的风水思想。
张建林的《“推敲汉魏”还是“唐承隋制”——唐高祖献陵与隋文帝泰陵的比较》（《考古与文物》2021-1）从隋文帝泰陵与唐高祖献陵的最新考古资料和文献进行剖析，认为唐高祖献陵虽声称“推敲汉魏”、“悉从汉制”，实际上直接以隋文帝陵为范本建筑陵园，同茔异穴、殿堂式陵园大门、独立门阙。陪葬制度源自汉陵，四门石虎及神道石犀、石柱则综合接管南朝、北朝陵墓石刻作法。唐高祖献陵近仿隋文，远追汉魏，综合了前朝诸多成分，为初唐陵寝制度奠定了根本。胡元超等的《唐高宗朝先皇妃嫔安置制度研究——以唐太宗妃嫔墓志为中央》，（《文博》胡元超、刘旭日）对七方唐太宗妃嫔墓志进行梳理，结合干系历史文献，可得出唐高宗朝安置先皇妃嫔的三条基本制度，即正一品国太妃（太宗正一品四夫人）出宫随子就藩；正二品九嫔出宫侍奉于太宗别庙——崇圣宫；正三品婕妤以下在保留原妃嫔名号同时，剃度为尼，绝大多数居于灵宝尼寺，个别居于其他尼寺。
（二）一样平常墓葬
《武昌隋唐墓》（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是2021年的主要成果之一。湖北武昌地区在上世纪50年代发掘了一批隋唐期间墓葬，这批墓葬迄今为止仍旧是全体中国南方地区最集中、内涵最丰富的隋唐墓葬创造，具有很高的学术代价。本报告整理个中的116座墓葬的资料，根据出地皮点将墓葬分为9组，以单个墓葬为基本单位，先容了墓葬形制、随葬品等方面的详细情形，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早、晚两期，每期又分为早晚两段。
一样平常墓葬的发掘，全国各省市均不同程度地都有新的考古创造，基本上都是合营基本培植为主，但在“先考古后出让”的政策下，基本培植考古的课题意识、遗产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乃至有些主要项目转化成“考古中国”的项目，按照课题设计、长远方案进行，有了明确的学术目的，均取得丰硕成果。
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该墓葬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地处祁连山北麓，紧张分布于武威南山区南营水库以西，冰沟河与大水河中下贱北岸的山岗之上。2019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武威的天祝县祁连镇发掘了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慕容诺曷钵第三子），该墓是目前创造唯一保存完全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出土各种随葬品800余件。2019-2021年，开展了大规模调查、勘探事情，创造并确认吐谷浑王族墓葬共计23座。并发掘了长岭1号墓和马场滩1、2号墓，三座墓葬皆为带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室墓，均由墓道、甬道、封门、照墙、墓室几部分组成，出土随葬品290余件。从马场滩M2出土的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墓志》可知，该处墓群为唐早中期吐谷浑蓬子氏家族墓地。这三座墓葬皆营建于南北向山岗之上的做法，符合吐谷浑王族墓志所载“牛岗辟壤”、“马鬣开坟”的基本选址哀求，当属吐谷浑墓葬所特有的丧葬习俗。从武威地区的这批吐谷浑墓葬中，至少能够看到唐、吐谷浑、吐蕃、北方草原民族、西域民族等多个民族或地区葬俗的领悟与互换，这一情形无疑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归天表示，是对中华文明“多元”与“统一”观点的完美诠释。
慕容智墓墓室、甬道三维影像图
慕容智墓
《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墓志》
西藏当雄墓地
当雄墓地位于西藏拉萨市当雄县当曲卡镇念青唐古拉山脉的果瓦那布山东侧平缓坡地上。为合营基本培植项目，2020-2021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事情，共清理了6座大型和30座小型封土墓。墓葬基本由地上封土和封土下墓室组成，封土平面基本呈近圆形或圆角梯形，立面均呈覆斗状。大型墓葬形制紧张为竖穴土坑石室墓和圆形穹窿顶石室墓两类，均为多室墓，基本由墓道、主墓室和侧室构成。小型墓葬形制紧张为竖穴土坑石室墓和竖穴土坑墓，均为单室墓，个别有墓道构造。大型墓葬出土金银器、各种珠饰、陶器（陶片）、铜器、铁器残件、擦擦、织物以及石质黑白围棋子等。小型墓葬基本无随葬品，仅出土少量铜器、铁器、陶片、珠饰和皮革制品等。出土人骨基本零散且不完全，可能为二次捡骨葬，未创造葬具痕迹。随葬动物骨骼征象较多，紧张有狗、马、牛、羊等。当雄墓地年代为公元7至9世纪，属唐（吐蕃）期间文化遗存。当雄墓地考古学文化面貌显示出其与中原文化，以及与周边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特色的干系性，展示了早期文化的交往互换交融。同时为进一步理解西藏唐（吐蕃）期间考古学文化面貌、丧葬制度等供应了主要的实物资料，对付研究唐王朝与吐蕃关系史，磋商物质文化互换史等具有主要意义。
咸阳洪渎原墓群
2020年6月至2021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和北杜街道发掘了战国、两汉、西晋、十六国、北朝、隋、唐、宋、明、清古墓葬3648座，墓葬时期延续长达2200余年。个中创造十六国至隋代公共墓地1处、北朝隋唐墓园77座，墓园是咸阳洪渎原北朝隋唐墓葬中最具特色的，以围沟兆域为特色的墓园方案整洁、互不影响，由单人墓葬、夫妇合葬或夫妇同茔异穴合葬发展为子祔父葬，直至孙辈归葬祖茔，墓地利用韶光乃至超过历史朝代而延续数百年。墓园内1座墓葬的居多，单墓围沟墓园从北朝晚期延续到中晚唐，是围沟兆域墓最常见的形式。墓园内并列2座同时期墓葬的，应为夫妇异穴合葬。墓园内有2座以上墓葬的，为子孙祔父、祖葬。咸阳洪渎原的隋唐高档级墓葬普遍设置围沟兆域并夯筑封土这是首次创造，为北朝隋唐墓葬制度的研究供应全新的视角，对付推动该期间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深入研究具有主要代价。
扬州三星叶桥地块
三星叶桥地块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城北街道，该区域属于扬州公民政府公布的“城北汉代居住区、隋代宫殿、唐宋寺庙及历代古墓葬埋藏区”内。2020年12月-2021年3月，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区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本次发掘共清理各种遗迹638处，个中唐五代墓葬123座，分为竖穴土坑墓和竖穴砖室墓两类，葬具分为木制单棺、双棺两种，以单棺葬具为多。随葬品多见铜钱、青瓷盘口壶，青瓷罐、青瓷碗、釉陶四系罐、釉陶罐等器物，散见陶俑、木俑、青瓷瓶、铁剪等。
山东聊城绳张唐代墓地
该墓地位于山东聊城北城街道绳张村落，2020年12月至2021年3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本次发掘共发清理唐代晚期及五代后梁期间中小型土坑砖室墓24座，共出土陶器、瓷器、铜器、铁器、漆木器，蚌器、砖质墨书墓志等各种材质文物50余件套。个中小型砖室墓共15座，又可分为长梯形砖室墓（10座）、长方形砖室墓（1座）、带墓道舟形砖室墓（4座）；中型墓共9座，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组成，又可分为带墓道方形弧边或圆形穹隆顶砖室墓（8座）、梯形弧边叠涩顶砖室墓（1座）。这次发掘出土的6方纪年墨书墓志砖，基本能确定该批墓葬的年代，最从前月为唐大和六年，最晚为后梁开运三年。这批纪年明确的墓葬，对鲁西乃至山东地区的唐墓确立了年代标尺，深入了原来人们对付山东地区晚唐及五代期间墓葬的一些认识。6方墓志的志文所涉晚唐博州城内外历史地理信息和环境信息十分丰富，对付纠正史估中记载的唐代博州城的位置，对博州城内外的聚落名称、方位、地貌和自然景不雅观等历史地理研究供应了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通过墓志记载可知至少有三群不同姓氏人埋葬于此，而且生前居住地不同，有居住城里的如延福坊内杜家，城外草市内李家、市郊平陵乡魏公坊（里）内杨家，有单身葬如李氏女，有一次性合葬杨府君，有二次祔葬如杜元阳夫妇，杜期夫妇等。故推测该墓区应为博州城北郊，土山乡土岗前面专置公共墓地。
河北邯郸后百家村落北墓地
百家村落北墓地位于邯郸市复兴区彭家寨乡后百家村落。2021年清理墓葬465座（含车马坑2座），年代为战国、两汉至曹魏、隋唐以及明清四个期间。个中隋唐墓葬30多座，补充了邯郸地区唐墓创造的不敷。这次发掘，是赵都邯郸近年来最大规模的考古事情，墓地基本反响了邯郸城从战国到隋唐期间的兴衰演进，为研究本地区战国秦汉期间历史文化、社会发展、丧葬习俗等研究奠定了根本。
热水墓群
2021年是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的收官之年，在重点做好补充发掘与局部解剖事情的同时，为全面理解柴达木盆地周边游牧民族聚落形态，进一步考验城址、宗教举动步伐和墓地三位一体游牧民族聚落形态的客不雅观存在和普遍性。考古事情紧张分为调查、钻探、发掘。调查事情紧张是对柴达木盆地周边的城址进行全方位调查，并对主要城址进行全站仪丈量，调查了加木格尔滩古城、夏塘古城、伏俟城等，新创造了英德尔古城址及周边墓葬；连续对察汗乌苏河北岸一区的墓葬进行全站仪丈量和重新编号，经由两年的丈量和统计，确认该区域可知墓葬101座，并对墓葬的类型和空间分布规律有新认识。全面勘探羊圈墓，重新清理了1982年发掘的血渭一号墓墓室及敬拜建筑，发掘了DRXNI27号墓南侧殉牲坑。殉牲坑呈东西向长条形，东西残长12.8、宽1-1.2、深0.9米。坑内创造2具较完全的马骨和1具牛头骨，还有木包铁器、疑似破碎蛋壳等。在其东侧创造两个燎祭坑，坑内填土紧张为草木灰和红烧土，四壁形成烧结面。重新清理1982年发掘的血渭一号墓，并在清理过程中进行保护性复原。墓室由墓道、甬道、廊道、前后室和东、西侧室组成。附属建筑基址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坐落于梯形台东侧北部的一处平台上，依梯形台的东侧壁面而建，南、东、北三面用碎石块围砌。建筑内部分别用东西向及南北向石墙隔开，形成三个空间。
热水墓群发掘现场
热水墓群北一区
血渭一号墓墓室
重新清理的血渭一号墓
DRXNIM27殉祭坑
DRXNIM27殉马
宗教考古
2021年度宗教考古，包括石窟寺方面的成果涌现井喷，宗教考古新创造不断，困扰多年的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出版也卓有成效。
河北正定开元寺南遗址
开元寺南遗址位于开元寺南侧及以西区域，面积约12000平方米，是河北省首次大规模的城市考古发掘项目。自2015年以来，共进行了六个年度的考古事情，首次创造了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等7个历史期间的连续文化层叠压，创造各种遗迹征象326处，出土可复原器物7000余件。按照遗迹性子及相互关系，可将之分别归类为开元寺寺庙建筑系统、唐五代城墙防御系统、宋金至明清期间民居街巷系统。
与开元寺干系的遗存紧张包括唐代开元寺沼泽、宋代瓦窑、金元期间开元寺南门及门出路径。2021年连续针对寺庙建筑系统展开事情，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创造各种遗迹征象41处，出土遗物近400件。唐代沼泽的发掘表明开元寺门址在唐代可能为东向；金代南门下未创造宋代南门痕迹，可知宋代开元寺仍旧沿用唐代布局；金元期间开元寺南门的创造明确了开元寺金代以来的朝向为南向。唐五代城墙防御系统是开元寺南遗址最为主要的创造，明确了唐五代城墙防御系统可以分为两期。早期墙体建于唐初，废弃于唐中期，晚期墙体和夯土城台共同构成了晚唐五代期间的城墙防御系统，该城墙防御系统是正定晚唐五代期间的子城城墙。城墙防御系统的创造为正定古城千年建城史供应了实证。
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公民大学互助，对唐朝墩古城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事情。2021年发掘出一处寺院遗址，总体布局坐东朝西，目前清理出的区域东西长约32米，南北宽约24米，南北两侧墙体向东仍有延伸。西部为寺院中殿，北侧中殿中部有一处长方形祭台，南侧中殿东侧同样设有祭台，并于北、西、南3面贴靠墙体垒砌长条形土台，推测为长椅，中部还创造1口水井。东部为多间土坯垒砌的房间，布局对称。寺院遗址的墙体和坍塌堆积中创造较丰富的壁画遗存，壁画内容以人物为主。面积最大的两幅壁画中均创造十字架形象，分别位于人物胸口所带神像上、两飞天中部、及中北部祭台的东壁南侧骑马神像的帽冠和权杖头等处，发掘者认为属较范例的景教图像。另创造有“也里可温”榜题、权杖、棕枝等具有景教特色的元素，以及有以金箔片、石珠贴饰的壁画残块。据此，发掘者判断该遗址是一处始建于唐代，沿用于高昌回鹘期间和元代的大型院落，在高昌回鹘期间至元代应为景教（东方叙利亚基督教）遗址。建筑主体构造为高昌回鹘期间，元代经由改建弥补。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
2021年中山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联合对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高昌区的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进行了发掘。西旁景教寺院建筑遗存分岗顶和岗坡两部分，2021发掘基本完成了对岗顶建筑的全面戳穿。发掘者认为遗址存在至少三期利用过程，个中前两期建筑均具景教寺院性子，主体年代应为高昌回鹘期间；该遗址是一处功能完全的景教寺院，除宗教仪式建筑外，还包含厨房、酒窖、寝室等生活举动步伐。南北排列的三组（栋）建筑组合，具有所谓“三殿式教堂”的布局特色，与西亚、中亚地区景教寺院布局靠近，但在壁画风格、技法、颜料等上与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及高昌故城K寺（摩尼寺）等高昌回鹘期间壁画存在明显的联系。
江西通天岩石窟
2021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通天岩石窟进行全面调查，梳理了通天岩石窟造像与题刻的数量、规模、位置、形制、内容及保存状况等干系情形，查明了各龛窟、造像、题刻等遗迹间相对位置与叠压冲破关系，填补了此前材料的缺失落。通天岩石窟是我国长江流域规模最大的石窟寺之一，有“江南第一石窟”之称。确定江西石窟寺13处，摩崖造像7处，共计20处。
吉林珲春古城村落1号、2号寺庙址
古城村落1号、2号寺庙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三家子乡古城村落，地处图们江支流珲春河冲积平原。遗址毗邻唐代渤海国的（公元698-926年）温特赫部城，西北距渤海国东京八连城约4公里。考古调查表明，古城村落寺庙址可能包含高句丽、渤海国两个期间的考古遗存。2016-2021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珲春市文物管理所对珲春市古城村落1号、2号寺庙址进行了连续6年主动性考古发掘，已发掘总面积5000余平方米，获取了大量考古学材料。
古城村落1号寺庙址严重毁坏，建筑布局与构造不明，根据遗址中出土大量建筑构件、佛像确认遗址性子为佛寺。寺庙址可能始建于公元5世纪初前后，至少在渤海国早期、渤海国中晚期进行了两次修缮，其废弃可能与公元926年契丹攻灭渤海有关。
2017-2021年，发掘了古城村落2号寺庙址。确认该寺庙址存在早、晚两期遗存。早期佛寺遗迹遭严重毁坏，目前发掘的遗迹有两类，一是墙体基槽，推测系佛寺西墙残迹；二是建筑基址，台基范围与平面柱网构造不明。晚期佛寺遗迹保存较好，整体范围东西约120米、南北约80米。南北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分布佛殿、佛堂等主体建筑，中轴线西侧自北向南建有禅房及生活类建筑。目前尚未创造佛寺围墙、回廊及山门等建筑。发掘建筑台基5座（分别编号为TJ1-TJ5），个中1、2、5号台基位于南北中轴线上，3、4号台基位于中轴线以西。南北中轴线上的台基推测为佛殿、佛堂等。佛殿（1号）平面呈长方形，其上原建有倒“凹”字形佛坛，创造舍利地宫。地宫内有石函，函内放置铁函。铁函内共创造金、银、铜、锡、玻璃、木、珊瑚等多种材质的遗物3555件，个中包括银函1件、金瓶1件，金瓶内创造7颗银珠，应系影骨舍利。佛堂（2号）台基平面近正八边形，土石混筑。础石三重，台基四周边壁石材包边，外侧铺有散水石，东、南、西、北四面中心铺设石踏道。5号位于中轴线北侧，平面呈长方形，目前正在进行发掘，建筑构造、建筑性子尚不明确。3号推测为禅房，位于佛殿西侧，土石混筑，平面呈长方形，面阔11间、进深2间。台基外缘创造包边石。4号位于5号西侧，平面呈长方形，土石混筑。推测与僧人生活干系。
古城村落2号寺庙址出土遗物近万件，紧张包括佛像、建筑构件、壁画残片等。个中石质佛像皆为背屏式佛像残件；陶质佛像紧张为模制小型佛像；另创造大型泥塑佛像，残破较甚。建筑构件紧张包括板瓦、筒瓦、垒脊瓦、当沟、兽头残件等。铁器紧张为瓦钉等建筑材料。晚期佛寺遗址建筑布局清晰、完全，推测营建于唐代渤海国中晚期，其废弃亦可能与公元926年契丹攻灭渤海有关。古城村落2号寺庙址晚期佛寺布局完全，屋顶利用高档级的绿釉脊饰，结合佛寺位置紧邻渤海州城与都城，推测可能与渤海国王室有关，可视为我国唐期间东北地区佛寺的代表性遗存，对研究唐代佛寺建筑布局、建筑构造、舍利瘗埋制度等问题具有主要意义。
杭州净慈寺
净慈寺始建于五代的吴越国。2021年净慈寺考古创造了五代至宋的一组大型建筑遗迹，该遗迹紧张由八边形夯土台基、天井、连廊、踏步、散水、排水沟等组成。遗迹规模伟大，构造清晰，保存状况较好。
临汾霍州千佛崖摩崖造像及窟前遗址
202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霍州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对位于霍州市西南7公里处的汾河东岸的千佛崖造像及窟前遗址进行调查与丈量。崖壁上造像窟龛非常集中，层叠分布，相互之间还有冲破关系，密集区域多达8层。造像开凿于唐代中后期，开元年间为主，开元往后亦有雕凿，明代正德年间仍有少量雕刻。千佛崖摩崖造像为民间雕刻，是晋中南地区主要的唐代中型规模造像群，既有太原天龙山石窟唐代造像风格，也有洛阳龙门、关中地区唐代造像风格，对研究唐代中后期造像风格类型演化供应主要材料。
石窟寺考古报告出版
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与出版是宿白师长西席一贯顾虑的，2004年宿白师长西席在龙门石窟曾苦口婆心地说：“石窟是地面上的、主要的古代文化遗迹，是中国历史考古主要遗迹的部分，因此石窟档案和考古报告都应该按照档案的内容和考古报告的哀求来编写。龙门石窟成为天下文化遗产后其紧张的、最根本的学术事情应该从石窟档案做起，然后在此根本上进行洞窟考古报告的编写。”2021年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出版走上了快车道，新的数字技能采取，为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写供应了新的技能手段。先后有《须弥山石窟考古报告·圆光寺区》和《龙门石窟考古报告：东山万佛沟区（全三册）》出版、《云冈石窟山顶佛教寺院遗址发掘报告》出版。
手工业考古
手工业考古近年已发展成为我国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向，盐业考古也随之取得了主要进展。2021年手工业考古新创造仅天津军粮城唐代盐业遗址考、河北黄骅大左庄的制盐作坊遗址，同时举办了盐业考古黄骅论坛。
天津军粮城盐业考古
2021年4月至今，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央在东丽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局的帮忙下对军粮城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事情，完成发掘面积8000平方米，创造一处唐代大型夯土台基和唐代制盐作坊区，清理出灰坑、灰沟、灶、井、窑、车辙等200余处遗迹，出土了一批唐代遗物，包括生活用器和板瓦、筒瓦、莲花纹瓦当、小方砖和粗绳纹砖等建筑构件，此外还有少量铜钱（开元通宝为主）、铜甲片、动物骨骼等。大型唐代夯土台基是目前磋商文献记载的唐代“三会海口”的最佳选项，对天津古代港口变迁以及天津古代人地关系研究具有主要意义。在军粮城遗址还创造了与制盐干系的卤水井、灰坑、盐灶、滩场、灰沟等遗迹，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全的唐代制盐作坊区，这是天津考古第一次创造古代制盐遗存，补充天津盐业考古空缺。
黄骅盐业考古论坛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自2016-2021年发掘了黄骅大左庄遗址，确认这是一处隋至唐代中晚期的制盐作坊遗址，其制盐工艺与《熬波图》中的记载靠近。9月27日至28日，“手工业考古·黄骅论坛——以盐业考古为中央”在河北黄骅市顺利举行，本次论坛主题是盐业考古，研讨的内容广泛而紧凑，时空范围和研究视野都大大拓展，以学术匆匆成果，得到明显提升，个中环绕制盐工艺、作坊布局和生产关系三个问题，对黄骅大左庄制盐作坊进行了系统的复原研究，并认为是一处官督民办的制盐作坊，在很大程度上反响了近年来我国盐业考古取得的新造诣。
寿州窑考古
2020年寿州窑遗址重启考古发掘，针对窑址分布范围不清晰，窑炉构造、烧制技能、产品特点等学术问题开展的。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淮南市博物馆组成考古队，目前发掘松树林窑址区、高窑址区和住院部窑址区。清理出的遗迹以瓷片堆积区为主，出土遗物紧张是匣钵、窑棒、钵状支具、筒状支具、垫盘、垫砖、黄釉碗、青釉碗、黄釉盏、黄釉四系罐等。根据出土遗物判断，时期从唐代早期延续至唐代末期。
运河与交通考古
互换使社会进步的物质资源不断推陈出新，精神资源不断丰富发展。大运河、丝绸之路为我们供应了人群互动，文化思想互换的平台，是理解不同文化互换、借鉴、领悟的履历和教训，2021年的运河考古收成丰硕。
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沁水故道
2016年以来郑州大学黄河历史变迁与大运河文化传承研究团队在黄河、沁河交汇区域内，初步确定了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沁河故道的基本走向、详细方位、河道遗迹与标志性地物，得到了新创造与打破性进展。
安徽宿州灵璧县凤山大道隋唐运河遗址
2021年宿州市灵璧县凤山大道隋唐运河遗址发掘，清理运河河道32米，创造一批运河主要遗迹，包括两岸河堤、河道、木岸狭河遗迹、船底摩擦河底痕迹、脚印、沟槽遗迹。两岸河堤保存完全，清理河段长32米，河道宽45.6米，运河总宽度约66米。河道可以分为主副航道两种航道，推测主航道为人工开挖河道，副航道为自然航道。副航道漫坡处创造多处人脚印（长0.35厘米）和疑是船桨戳地的痕迹。在北岸河堤坡底部创造了木岸狭河的迹象。出土大量的遗物，这点是目前安徽省内保存最无缺、戳穿出最完全的一处运河遗址。
小结
2021年迎来考古百年，考古在回顾与展望中掀开新的篇章，作为历史期间考古的主要阶段，隋唐五代期间考古在多元一体、国家认同、文化基因等历史期间考古学文化特色的勾引下，呈现出新格局、新态势。历史期间的考古学与历史学从同质互补质跃到异质互动的整合、考古学文化在国家文化下被重新定义、考古学理论的思考等点燃了未来历史考古的微火。
整体而言，2021年隋唐五代期间考古事情仍延续了2020年的基本框架，新的考古创造都带来新的研究契机，甘肃唐代吐谷浑王族墓群、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遗址的发掘，推动了唐代边陲管理、军政制度的研究。2021年的考古，基于脚踏实地一锨一铲的考古发掘所勾画出隋唐时期的奇妙细节，有助于隋唐历史图像的完全拼接。像唐长安城太庙、西内苑、隋唐洛阳城内重门、正平坊的考古，从细微处揭开了都城配置的肌理。
城市考古，除过都城遗址外，地方城市的考古事情也异军突起，专题性、系统性增强，学术目标明确，科技手段多样，特殊是东北三省高句丽、渤海国城址的调查，亮点很多；墓葬的考古新创造仍以合营基本培植为主，特殊是咸阳洪渎塬墓群，号称“半部中国史”，墓葬数量可不雅观。据国家文物局，整年履行基本培植考古项目1388个，我们不丢脸出，目前基建考古任务仍旧繁重，只管压力大、任务重，但基本培植中考古中，基本都可做到学术目标明确，课题意识、多学科互助和科技考古理念、遗产保护意识等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基建考古与学术课题的良性循环。
本文总结盘点所网络的资料多来自文博中国、中国考古网、各省市的考古"大众年夜众号等网络渠道，难免挂一漏万，敬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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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