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理位置靠西，清晨的太阳能把树影拉得老长。八点三十分，陆佳瑜赶到市区东部的桥头，和几十个年轻人一起，等待去往莫高窟的通勤车。这位生于1993年的姑娘是莫高窟的讲解员，她身边的年轻人，有从事考古研究的学者、有临摹莫高窟壁画的画师、有通过数字化保护洞窟的“IT男”，还有为壁画“治病”的修复师。
窟区间隔市区25公里，大巴花费10分钟出城，其余的20分钟，则行驶在戈壁滩上。沥青公路把戈壁切成两块，车窗外，电线杆和袒露的白石头偶尔闪过，别的的，是漫无边际的沙土。
当千篇一律的黄色被一片绿树林冲破，很快就能看到莫高窟了。在南北不敷两千米长的断崖上，开凿着735个洞窟，由前秦至唐绘制的神佛居于个中，被视为“中国乃至天下现存规模最伟大、保存最完全的佛教艺术宝库”。
九点钟，车门打开，年轻人们走向洞窟、画室、数字中央或办公楼。
过去几十年里，一批批年轻人来到这片戈壁上，一边守护千年佛窟，一边学着与职业相处、与自己和解。
“上山”
来莫高窟事情之前，陆佳瑜在一个地质公园当导游。每天站在通往景点的大巴上，给游客讲述地形地貌、名称来由、民间传说，日复一日。“以为每天都很闲，不会有提升空间，也不会想未来若何。”陆佳瑜说。
莫高窟壁画在喷鼻香港展出时，陆佳瑜为参不雅观者讲解。受访者供图
生活节奏被冲破，是在2016年，她看到莫高窟招聘讲解员，考虑到“它背后的东西非常厚实，该当可以得到发展”，陆佳瑜来了莫高窟。
入职是在那一年的4月5日，莫高窟的旅行旺季立时就要来了。陆佳瑜有两个月的培训韶光，白天听研究者、讲解员上课，晚上看书、整理自己的讲授词，凌晨3点入睡，第二天清晨6点起床复习，然后上洞窟，练习讲解。
两个月韶光看完八本书，条记写满两个A4本，陆佳瑜创造，“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美术的，建筑的……莫高窟根本学不完，觉得自己来对了。”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像陆佳瑜一样主动选择了莫高窟，另一种答案是：毕业季找事情，无心插柳地来了。
在敦煌，年轻人们把去莫高窟上班叫“上山”，去市区叫“进城”。
刚到莫高窟时，俞天秀“每天进城”。到了市区，也没什么事情要做，就在马路上交往返回走。和从前的生活一样，身边有车和人经由，让他以为真实、安心。而回到山上，“走半个小时都见不到一个人，宁静是宁静，但是待不住。”
当时是2005年，他从兰州交通大学毕业，听说敦煌研究院在招人，便投了简历，心里纳闷：“莫高窟招打算机专业的干吗？”
进入数字化研究所后，他被安排住在窟区的公寓里，楼旁是杨树林，树林旁是戈壁，没什么人，更没有一点儿声音。
那一年，手机是老式摩托罗拉，只有办公的电脑享有一根网线。1981年出生的俞天秀耐不住寂寞，只能自娱自乐，去洞窟阁下的水渠里捞鱼，去沙丘上烧烤，有时凌晨被朋友从被窝里拽起来，天南海北地谈天。
有人曾对媒体回顾，老院长评价那些年轻人：“有的人，肚子里憋着一股气，晚上抱着吉他，爬到房顶，对着玉轮一声怪叫……”
和俞天秀一个部门的安慧莉2009年入职，这个学工业设计出身的姑娘，此前对莫高窟的全部认知，是八点档电视剧开始前，那个缓缓飘落的“飞天”图标。
刚到敦煌时，安慧莉创造整座城市只有一家超市，买了一瓶绿茶，看上去和普通的康师傅绿茶千篇一律，但牌号处写的是“小二黑”。
女生有点沮丧，以为“待两年，肯定要走了”。
这种想法在刚来莫高窟的年轻人中并不罕见。五湖四海的年轻人离开故乡，在甘肃省会兰州中转，然后沿着河西走廊抵达敦煌。走的是马可·波罗、玄奘走过的路，也是张大千、常书鸿走过的路，但路途上的年轻人每每顾及不上这些，只是看着窗外的山越来越秃，心里预测自己“肯定待不住”。
壁画临摹师彭文佳，学美术专业，来敦煌由于对莫高窟艺术的神往。同窗同学大多去了沿海城市，那里有更多的画廊和事情机会。而她想要和外界联系，只能在每周三或者周日，乘班车去25公里外的城里的网吧。登录QQ，收到老同学发来的：“你们在敦煌是不是要骑骆驼上班啊？”
“一挡挂到五挡”
2016年，两个月的培训结束后，陆佳瑜上岗。均匀每天带三批游客，在1.5小时内完成8个开放洞窟的讲解。最多的一次，她在一天内带了五批游客，中午饭拖到晚上才吃，那天的干煸辣子鸡和蒜蓉西兰花成了在食堂吃过最好吃的菜。
今年是陆佳瑜在莫高窟从事讲解事情的第三年，生活逐渐和事情融在一起。以前看《解忧杂货铺》，现在看《敦煌石窟艺术简史》；以前最熟习的作家是郭敬明公司的，现在变成了赵声良、王惠民。有一次，大学同学在谈天时问起最近在看什么书，陆佳瑜才溘然意识到，现在险些不会再看其他书了，去书店都是直奔专业类的方向。
她不能忍受每次进一个洞窟都讲同样的内容，“以为是在退步。由于它没有尽头，就会让你想要一直探索。”
每天，当陆佳瑜带游客在开放洞窟参不雅观时，另一群人正在非开放洞窟“面壁”。
修复师孙军永修复雕塑。受访者供图
4月16日，穿着蓝色事情服的壁画修复师们提着工具箱来到莫高窟第231窟，打开玄色铝合金门，里面是一道带纱窗的木门，迈过门槛，洞窟阴冷的空气迅速包裹皮肤。
这是中唐吐蕃统治期间营建的洞窟，南壁，绘的是不雅观无量寿佛经变中的乐舞图，乐手们正在演奏箜篌、阮咸、古筝、竖笛等各种乐器，乐队正中是反弹琵琶的伎乐天，左脚独立，右脚抬起，蓝色的舞带飘在身侧，敦煌研究院的学者称，伎乐天双脚拇趾跷起似在晃动，以应节拍，这种分外的舞技，可以看出印度舞蹈留下的影响。这些形象为我们理解唐代空前发展的乐舞艺术供应了宝贵资料。
但如今，在光阴的侵蚀下，乐师们的皮肤和华裳逐渐有了破损。壁画修复师用专业术语称为：“起甲”，壁画的颜料层像鳞片一样翘起；“酥碱”，结晶的盐让窟脚的地仗层变得疏松、脱落；“空鼓”，地仗层分开崖壁，将会导致裂隙、壁画脱落……
四五月份景象回暖，利于材料黏结，壁画修复师们对231窟的“治疗”开始了。他们爬上脚手架，用羊毫除尘，用注射剂黏结，隔着一层镜头纸，用修复刀修复壁画……由于长期在壁画前事情，年轻的修复师们玩笑式地自称“面壁”。
修复师们的工具箱。新京报王双兴摄
这支军队中，80后是主力，孙军永和乔兆广来自河南，付磊来自玉门，还有的来自陕西、山东、安徽等等。张瑞瑞是231窟修复师中唯一的90后，也是唯一的女生，去年大学毕业后来到莫高窟事情。她学的是文物保护专业，专业对口，但依然不能急速打仗壁画修复事情，和每个修复师一样，事情的前几年，她的紧张任务是帮师傅和泥、递材料，以及站在一旁学习、提问。
去年，有机构发布“第一份事情趋势调查”，数据显示：70后职场人第一份事情的均匀离职韶光是四年以上，80后是三年半，90后是19个月，而95后，只有7个月。但在莫高窟事情的年轻人，险些大部分留了下来。
曾经确信自己一定会很快离开莫高窟的人，在几年、十几年后，掰动手指列举留下来的情由：事情环境纯挚、个人成长空间大、职业造诣感强。
“每天进城”的俞天秀，前几个月的“动摇期”过了，逐步创造了莫高窟的魅力。他和同事的任务是在互联网上建莫高窟，前期对洞窟壁画和雕塑进行调研和丈量，制订好数字化方案后开始图像采集，然后经由拼接、检讨、定位纠正等后期处理，将莫高窟的影像以数字化的办法保存起来。
这是一支年轻的军队，成员大多以80后、90后为主，借助前辈的技能积淀和年轻人的创造力，至今已经完成了2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事情。
2008年，“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在北京举办，出自数字化研究所的展品是莫高窟第61窟的壁画影像。近40平米的《五台山图》，是敦煌莫高窟最大的佛教史迹画，采取鸟瞰式的透视法，把五台山全景记录下来，从山西太原到河北镇州的山川道路，以及旅行、送供、拜佛者，全都涌如今画面里。
“以前我们的成果都存到档案里，你拼完只有你见过，其他人见都没见。那是第一次，整面墙的内容展现在大家面前。看到确实以为自满：哇，这是我做的。”俞天秀说。
到如今，俞天秀已经在莫高窟待了14年，那个跑去城里上网吧的画师彭文佳则走过了16年，在她看来，莫高窟就像一个乌托邦，不仅有永久汲取不完的艺术养分，还有世外桃源一样的环境。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没有太多诱惑，也没有太多功利的东西，非常纯粹。”
画线稿、上色的时候，画师们会到拷贝室事情，几十张桌子排列整洁，大家会在安歇时相互看作品，“这里的线条有问题，那里的颜色不太对，大家互相交流，氛围和在美术学院时一样。”
不是没有诱惑，昔时夜千天下和莫高窟这个世外桃源碰撞到一起，年轻人们也会停下来思考，剖析职业，也通过职业反不雅观自己。
陆佳瑜的同事边磊在莫高窟事情了12年，作为讲解员，见证了“靠嗓子吼”到“利用智能讲解器”的变迁，也见证了莫高窟游客的井喷式爆发。
他记得，有前辈讲过自己的经历：刚来的时候爱夸夸其谈，声称要做出一番奇迹。当时的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在一旁听着，不哼声，末了说了句：“好好用饭，好好睡觉，十年后再说。”
边磊也没想到自己一晃在莫高窟走完了第一个十年，他说：“一挡挂到五挡，就一贯往前跑了。”
“年轻过”
春天的午后，陆佳瑜和我走在大泉河边，西北的太阳明晃晃地照在戈壁滩上，游客从洞窟里出来，撑起遮阳伞。
走着走着，陆佳瑜靠过来，小声说了句：“那位便是王惠民老师。”
不远处的人群里，学者戴了一顶卡其色帽子，行色匆匆，“他们常常这样，夹个本子就进洞窟了。”陆佳瑜说。
对年轻人而言，王惠民算是“上一辈的莫高人”。
在讲解员边磊的讲述中，王惠民是在考察时绝不留情的考官，也是平日里毫无保留的恩师。
“王老师近些年最大的学术成果是对321窟一个经变画的研究，我们去现场学习的时候，他的文章刚刚揭橥不久，但他不会建立所谓的安全区，把画面里的五部分内容全都直接讲给我们了，毫无保留。”边磊回顾，王惠民曾经给了他一个U盘，抛下一句“逐步看”就离开了，边磊把U盘打开，创造里面全是特殊宝贵的材料：王惠民去法国交流学习时带回来的图册，从前伯希和拍摄的老照片，关于莫高窟的文献资料，还有他自己的将近一百篇论文。“他希望我们不断接管，保持对这份职业的新鲜感。”
年轻人们也乐于讲起“上上辈、上上上辈莫高人”的故事。
在莫高窟对面，是嶙峋的三危山，沿着山脚的戈壁滩一贯朝南，在九层楼正对着的沙丘上，是一个墓园，安葬在那里的，是莫高窟的第一批年轻人。
几十年前来莫高窟的老一辈，有些已经辞世，按照他们的遗嘱，他们的骨灰被安顿在莫高窟对面的沙丘上。新京报王双兴摄
1935年，留学法国的青年画家常书鸿在旧书摊碰着《敦煌石窟图录》，返国、四处逃难，在八年后去了敦煌；1944年，重庆国立艺专国画系学生段文杰碰着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摹展”，完成学业，在一年后来到莫高窟。从1947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洞窟里“面壁”，欧阳琳、史苇湘、李其琼、窦占奎……
曾经的丝路重镇，在那时已经变成了边陲小城，被沙漠和戈壁包围着，日光炽烈。由于缺水不能沐浴，只能“擦澡”，擦脸、擦身、洗脚，用完还要留着派上其他用场；冬天睡觉前，把石头放到灶里烧热，然后用毛巾包起来，抱着取暖和；夜里，为了看守骆驼和羊群，须要派人值班，拿着猎枪防狼；天亮后，用镜子和白纸当反光板，就这折射进洞窟的阳光临摹壁画、修复雕塑……
到现在，曾经的青年已经进入晚年，个中一些人已然辞世。二十余座玄色墓碑卧在沙丘上，隔着佛塔、戈壁、干枯的河道，和莫高窟对望。
“没有可以永久保存的东西，莫高窟的终极结局是不断毁损，我们这些人用毕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便是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曾对媒体说。
现在，帮助莫高窟对抗韶光的接力棒被子弟的年轻人拿起来，在不同的时期走同一条路。
刚来的时候，俞天秀以为山里的生活呆板，叫上朋友去市区吃烧烤。返程时，一群年轻人心血来潮，决定走回莫高窟。一边嬉闹一边“寻宝”，从夜里十二点走到上午十一点。
许多年后他听闻，老前辈们当年走的便是那条路，在交通不便的年代，进城全靠步辇儿，遇上急事才坐驴车或是牛车，路上还可能和狼对峙。
老一辈的莫高人没有太多选择，但对莫高窟的中生代而言，环境发生了大的变革：机遇像洞窟一样密密麻麻地在面前铺陈开来，年轻人有了更多元的事情选择，也有了更低本钱的离开的机会。
和前辈们比较，这些年轻人身上少了历史气质，鲜少把“奉献”、“统统为了国家”挂在嘴边，更多关注个性和自我代价的实现。讲解员陆佳瑜说：“这里事情报酬算不上优胜，事情环境也不那么舒畅，乐意留下来的，大多是热爱莫高窟的。人选择喜好的职业，职业也在筛选适宜它的人。”
入职第一年的元旦晚会上，陆佳瑜和同事们组了一个小乐队，编排了一个唱跳类节目。晚会结束后，她正在整顿东西，樊锦诗经由，年近耄耋的老人看着陆佳瑜笑：“年轻真好啊。”
和往常一样，樊锦诗穿着黑裤子，素色外套，笑起来弯着眼睛，皱纹从眼角和嘴角散开。陆佳瑜提出合影，樊锦诗乐呵呵地答应了。
陆佳瑜说，以前对樊锦诗的理解，大多通过电视和书本，以“敦煌的女儿”身份涌现，朴实、伟大又崇高，在陆佳瑜心中是“至高无上的偶像”。她在带游客参不雅观陈设馆时看到过樊锦诗年轻时的照片，“满脸的胶原蛋白”，但那个元旦，第一次近间隔打仗樊锦诗，“创造她也是个普通人，脊背佝偻了，腿也弯了，显得很瘦小”。
当天晚上，想起那句“年轻真好”，陆佳瑜感慨了半天：“她也年轻过啊。”
同题问答
新京报：过去一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陆佳瑜：这一年最大的改变是不那么混沌，碰着人或事会及时地自省，会更刻意地专注自己须要磨砺的地方，某个程度上说是在探索有分寸的谦卑，尊重每一个生命。
新京报：你心中新青年的标准是什么？
陆佳瑜：对我来说“新青年”要有善良的心，康健的身体和良好的教诲背景，跟学历没关，于我来讲最好是要有向上向善的三不雅观再合营上强大的头脑 （我可能有点贪心吧）。
新京报：未来，你对自己所处的行业有什么期待？
陆佳瑜：得到该有的尊重。从我个人来讲希望这份事情能被更多人精确地看待，不想被游客当做“导游”，由于这根本是两个不同的观点，其余也希望从事这份事情，在这个行业的事情者能更多地反不雅观自己的本心，尊重行业道德。
新京报：对国家和社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陆佳瑜：希望我的祖国能一贯强大，一贯文明，一贯秉持着中国人骨子里的善良，希望属于莫高窟的文物能回到它们的故乡。
新京报 王双兴 编辑 陈晓舒 校正 李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