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登堡折叠门电机_荣新江三十余年的追寻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编纂感言

2021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了我和史睿互助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以下简称《散录》），这是一个漫长工程的终极成果，参与的学者、学生和编辑都付出了劳动，也积累了一些整理出土文献的履历。
这里我把三十多年来的经历、体会略微整理，希望与出土文献的整理者分享。

1985年春夏之际，我独自一人穿行在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城市之间，寻访敦煌和西域出土文献，先后到过英国伦敦、剑桥，法国巴黎，西德汉堡、不莱梅、西柏林，丹麦哥本哈根，瑞典斯德哥尔摩等地。
我当时是硕士生在读，作为互助培养于1984年秋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学习。
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同时与张广达师长西席互助研究于阗历史，因此那时紧张的关注点是敦煌文书中的归义军和于阗史料，以及和田出土的汉文文书。
当时出国还不是一件随意马虎的事，以是只要有机会，不论是敦煌还是吐鲁番，也不管是和田还是库车出土的文书，能够打仗的，我都动手抄录，费尽心机网络照片。
在英国国家图书馆，我稍稍打仗了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吐鲁番文书，觉得马伯乐1953年刊本之外，还有不少宝贵的文书没有揭橥。
在西柏林的德国国家图书馆，承蒙主人美意，我获赠一套原藏美因茨科学院的吐鲁番汉文文书照片，个中就有在仁井田陞《唐宋法律文书研究》中看到过的所谓“五保文书”。
当时东西柏林分立，我以旅游者的身份进入东柏林转了一天，在布莱登堡附近的东德科学院大门前容身，德国探险队所获吐鲁番文书的主体就收藏在里面，但我没有事先联结，以是只能望门兴叹。

2013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

1990年秋日开始，我有机会到日本龙谷大学访问，这里收藏着大谷探险队从吐鲁番所获的大量文书，个中不少资料已经揭橥，但没有整体面世。
我有机会通过缩微胶卷浏览了全部文书图片，也调阅了多少原件。
当时这批文书正由小田义久教授带领一个团队整理，已出版《大谷文书集成》第一卷，正在编辑第二、三卷。
这本书按编号顺序揭橥全部录文，同时选择一些主要的文书刊布图版，但录文不太精到，图版也不全，对付专业研究者来说，不敷所用。
我作为龙谷大学的客人，不能抢人家的事情，以是我也就没有对这批大谷文书做录文事情。

在日本期间，我还有机会拜访了另一个吐鲁番文书的收藏地——东京书道博物馆，但那时的书道博物馆管理不善，每年只拿出几件写经陈设，听说没有极为亲密的关系，是无法看到原件的，以是我也没有多做指望。
在书道博物馆的失落望，却在东京的静嘉堂文库得到了补偿。
这里的吐鲁番文献原为新疆清理财务官梁玉书（素文）的藏品，已经装裱成八函，除日本个别学者提到过这里面的佛典外，没有人作过系统调查。
我购买了一套全部文书的图片，并写了《静嘉堂文库藏吐鲁番资料简介》（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188页），向海内学界通报有关信息。
此外，我拜访了京都藤井有邻馆，看到了部分西州、北庭的长行马文书，但不出藤枝晃教授揭橥的内容。
又拜访奈良宁乐美术馆，承蒙馆主激情亲切招待，看到日比野丈夫揭橥的蒲昌府文书，并得到照片，这部分后来由陈国灿、刘永增整理成书出版。
最让人欣喜的是在京都大学附属的羽田亨纪念馆中看到一些未曾揭橥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但由于我很快就在1991年初离开日本，以是未及再去抄录。
所幸后来池田温师长西席等先后前往，录出《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等主要文书（池田温《盛唐物价资料をめぐって——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の断简追加を中央に》，载创价大学《シルクロード研究》1998年创刊号，第69—90页）。
早期的外洋调查收成，已记录于拙著《外洋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荣新江《外洋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公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与此同时，海内散藏的吐鲁番文书也一贯是我关注的工具。
1985年我曾据《历史档案》揭橥的照片，整理了辽宁省档案馆所藏唐蒲昌府文书和僧人名籍（荣新江《辽宁省档案馆所藏唐蒲昌府文书》，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5年第4期，第29—35页）。
又根据张玉范老师体例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书目录，检出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户籍（荣新江《〈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残卷研究》，载《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第33—43页），这里收藏的北凉赀簿朱雷师长西席早有精良研究（朱雷《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原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第33—43页；收入其《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公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
此外，20世纪90年代我曾在国家图书馆校阅阅兵敦煌写本残片，从中也创造多少吐鲁番文书，并就个中的烽堠文书残片作了研究（荣新江《唐写本中の〈唐律〉〈唐礼〉及びその他》（森部丰译），载《东洋学报》2003年第85卷第2号，第1—17、图1—4），其他则置于箧中，未及穷究。
后来在吐鲁番博物馆，在甘肃省博物馆，也都有所收成。

1996年6—8月，我应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约请前往讲学，得以有机会编检德国国家图书馆、印度艺术博物馆（今亚洲艺术博物馆）、柏林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三处所藏吐鲁番文献，抄录了个中所有的非佛教文献（荣新江《德国“吐鲁番网络品”中的汉文文籍与文书》，载《华学（第三辑）》，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325页；又《再谈德藏吐鲁番出土汉文文籍与文书》，载《华学（第九、十辑）》（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54—877页），这实在构成我编纂《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的初衷。
出国之前，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找到1935年和1937年拜访柏林的王重民师长西席和向达师长西席拍摄的一批老照片，在柏林确认了它们的存佚情形，仍存者确定了新编号（荣新江《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德国吐鲁番文献旧照片的学术代价》，载《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276页、图1—3）。
1996年末，我又有机会拜访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思德图书馆，根据其馆刊透露的，终于看到所有馆藏吐鲁番文书，也订购了一些照片，个中不少是未被吐鲁番学界所知的材料。
在我之后，我的硕士生、后来任教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姚崇新拜访普林斯顿大学，又拍摄到一批照片。
末了是我的另一位硕士生、后来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陈怀宇，全面整理了这批文书，撰成《普林斯顿葛思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汉文写本》一文，把著录和图版揭橥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馆刊》上（Chen Huaiyu,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and Turfan at Princeton’s Gest Library”, The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14/2, 2010, pp. 1-208），为我们的事情供应了帮助。
此外，我的博士生付马于2010—2011年赴赫尔辛基大学学习，我托他调查马达汉网络的吐鲁番文书，也得到不少主要信息。

吐鲁番文献分藏极散，难以全部过目，更何况有些在私人手中，更是难得一见。
以是，高清的大型图录的出版是我们网络材料的另一个目标。
比如第二次天下大战时日本学僧出口常顺曾经在柏林购得一组德国探险队所获吐鲁番文书，带回日今年夜阪四天王寺。
1978年，藤枝晃对这组文献做了整理，并依原大全部影印为《高昌残影——出口常顺藏吐鲁番出土佛典断片图录》（非卖品）。
此书只印一百部，海内没有收藏，我在龙谷大学访问期间得以旁观，并将非佛经文献复印回来。
2005年藤枝晃编《吐鲁番出土佛典之研究：高昌残影释录》出版（藤枝晃主編《トルファン出土佛典の研究：高昌殘影釋録》，法藏馆2005年版），我也获赠一册，为我们的《散录》事情供应了帮助。

更为主要的进步，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海内一些出版单位对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影印出版抱有极大的激情亲切，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来做这件事情。
特殊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出版《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册（1993年）、《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2册（1996年）、《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册（1999年），个中都多多少少有一些吐鲁番文书，乃至还有非常主要的文书。
而《俄藏敦煌文献》17册（1992—2001年），包含相称数量俄国探险队所获的吐鲁番汉文文献，经由学者们的剖析剥离，也构成我们这本《散录》中相称一组文书的素材。

与此同时，在日本方面的推动下，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在1994年和1999年分别出版了史树青主编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不雅观》第12卷《战国秦汉唐宋元墨迹》（史树青总主编、吕永生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不雅观》第12卷《战国秦汉唐宋元墨迹》，柳原书店与上海教诲出版社1994年版）和第11卷《晋唐写经·晋唐文书》（史树青总主编、杨文和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不雅观》第11卷《晋唐写经·晋唐文书》，柳原书店与上海教诲出版社1999年版），个中不仅有黄文弼所获吐鲁番出土文书，而且还有中国历史博物馆多年来网络的罗振玉、罗惇㬊、唐兰等人旧藏的吐鲁番文书，均十分宝贵。
后来由于与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央协议，要专门出版一本《黄文弼所获西域文书》，以是黄文弼所获文书部分从《散录》中析出。
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吐鲁番文书关系密切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吐鲁番文书，也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陆续出版，即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46册（2005—2012年），使我们得以从中检出原来属于吐鲁番的文献。

进入21世纪，日本方面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图录出版方面也有进步。
收藏吐鲁番文书十分丰富的书道博物馆归属东京都台东区，在矶部彰教授等人的努力下，编成《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落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大型图录，一函三册，彩版印刷，2005年出版（矶部彰编集《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落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特定领域研究东亚出版文化研究总括班2005年版），收录该馆所藏全部敦煌吐鲁番文献，虽然是非卖品，但主要的学术机构都获赠其书。
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的汉学图书馆也获赠一套，成为我们编纂《散录》时的主要参考书。

此外，从2009年3月起，大阪的杏雨书屋开始出版《敦煌秘籍·影片册》，总计9册，个中也有一些分散的吐鲁番文书，虽然有些过去见于羽田亨纪念馆所藏的黑白照片，但现在知道原件所在，而且全是彩版印刷。

迄今为止海内外大宗吐鲁番文献尚未公布者，可能便是芬兰的马达汉网络品了，好在2008—2009年日本学者西胁常记师长西席两次前往赫尔辛基调查，撰有《关于马达汉网络品》一文，附有一些道经和世俗文书的小照片（西脇常記《マンネルヘイム·コレクションについて》，载《中國古典時代の文書の天下——トルファン文書の整理と研究》，知泉书馆2016年版，第169—285页）。
结合我们此前的网络，得以校录出个中主要的文籍和文书。
在本书编纂过程中，承蒙国家图书馆刘波师长西席的提示，我们还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网站上，见到王树枏旧藏《唐人玉屑》一册，得以录出几件宝贵文书。

可以说，当我们2005年开始动手编纂《散录》的时候，正处在一个非常幸运的韶光点上。
通过一些大型图录，一些大规模的吐鲁番网络品，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吐鲁番博物馆所藏、日本龙谷大学和宁乐美术馆所藏、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吐鲁番文献，都有了颇具规模的整理，我们不必阑入。
而分散在海内外大大小小的吐鲁番网络品，此时大多数都有图版见刊，有录文可寻，乃至像德国藏卷在网上有全部的数字化图片，还有一些意外的网上新见和拜访所得。
在这样的条件下，编纂《散录》的条件已经比较成熟。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材料都网络起来，就能编成一本吐鲁番文献的合集，由于吐鲁番文献的内涵非常繁杂，包括经史子集、各种文书，时期跨度在千年以上。
虽然有很多文书有古人整理的根本，但还有大量文书没有录文和研究，定性、命名都是问题，汇为一遍，非一人精力和能力所及。
因此，要做这件事，须要有一个团队。
恰好我们在2005年组织了一个团队，开始整理吐鲁番地区博物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书，这个团队也就成为整理《散录》的基本军队。
在这个军队当中，有历史学出身的多年来研究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学者，有中文系出身的研究吐鲁番文学文献的老师，还有对写本书法、玄门文籍、占卜文献等有研究心得的专门人才，也有一批精力充足的年轻学子。
在我所做的德藏等吐鲁番文献录文的根本上，整理团队开始进行录文、校录、定名和考释事情，并扩大网络有关的参考文献。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版

参加过整理小组的年轻学人，也以《散藏》收录的文书从事专题研究，结出学术的果实。
如熟习玄门文献的刘屹，先后撰有《天尊的降格与玄门的转型——以德藏吐鲁番玄门文献Ch.349、Ch.1002为例》和《德藏吐鲁番双语文书残片Ch/So10334(TIα)v的玄门内容考释》，阐述了一些德藏玄门写本代价。
过去较少受人关注的吐鲁番占卜类文书，也有了新的研究，如余欣《中国古代占风术研究——以柏林藏吐鲁番文献Ch.3316为中央》，陈昊《德藏吐鲁番文书“推三阵图法”古注本考释》；游自勇《德藏吐鲁番文书〈推十二支去世后化生法、推建除日同去世法〉考释》。

文籍类中，林晓洁《德藏吐鲁番出土宋版〈新唐书〉残片小考》考证出德藏残片出于南宋初年的刻本，属于嘉祐本系统，十分宝贵；徐畅《德藏吐鲁番出土〈幽通赋注〉写本的性子、年代及其流传》对此六朝写本做了透彻的研究，确定是项岱单注本；李昀《吐鲁番本〈文选〉李善注〈七命〉的再创造》和《旅顺博物馆藏〈金刚经〉注疏小考——附李善注〈文选・七命〉补遗》两文，比定出更多的《文选》残片并将其缀合。

在文书方面，来北大历史系的访问学者毛秋瑾，部分参与我们的整理事情，撰成《〈唐开元十六年（728）西州都督府请纸案卷〉研究》一文，从书法角度加以磋商；整理小组成员雷闻，则撰成《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十六年西州都督府请纸案卷〉与唐代的公函用纸》，从历史的角度加以研究。
史睿揭橥了《新创造的敦煌吐鲁番唐律、唐格残片研究》。

与此同时，整理文书一贯是我在北大历史系进行敦煌吐鲁番课程演习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历年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程上，把一些可以作为研究主题的残卷，提示给选课的同学，让大家自告奋勇，认领课题。
在我们老师辈的指示下，同学们从录文开始，学习整理文书，并以小见大，从一件文书，联系一个方面，把文书整理出来，同时也做出一篇文献学或历史学方面的研究论文。

在历年的课程中终极揭橥的文章有：研究中外关系史的王媛媛《新出汉文〈下部赞〉残片与高昌回鹘的汉人摩尼教团》，涉及德藏摩尼教文献；考古文博学院的王璞《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藏高昌郡时期缺名衣物疏考》，从文物考古的角度核阅了这件早期衣物疏中的名物；研究吴简的凌文超《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藏两件天山县鸜鹆仓牒考释》，用途理简牍文书的方法考释吐鲁番文书；治魏晋南北朝史的胡鸿《柏林旧藏吐鲁番出土“不有名类书”残卷的初步研究》，剖析了这件残卷的内容和性子；研究宋史的林珊《德藏吐鲁番文献中的宋诗习字残片》，为我们考释出几片习字的宋诗归属和流传过程；跟我做文书研究的包晓悦《日本书道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写经残片册”的文献代价》，则比定出《前汉纪·孝武天子纪》《老子道德经序诀》《老子道德经》《洞玄灵宝永夜之府九幽玉匮明真科》等；何亦凡与朱月仁互助《武周大足元年西州高昌县籍拾遗复原研究》，把我们网络的散藏于龙谷大学、旅顺博物馆、书道博物馆、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芬兰国家图书馆五处的12片文书排列出来，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复原研究（载《文史》2017年第4辑，197—214页）。

可以说，整理出土文献，须要一个涉及多学科的整理团队，还有一批年富力强的年轻学者和博士生、硕士生，他们有干劲、肯研讨。
凑集大家的力量，才能把零散的文书聚合成一个颇具规模的文献宝藏（本节所列文章载于《吐鲁番学研究》《文献》《国学学刊》《文史》《西域研究》《西域文史》《出土文献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等期（辑）刊及《第四回日中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论文集·中国新出资料学の展开》《唐代宗教文化与制度》《旅顺博物馆学苑》《请循其本——古代书法创作研究国际学术谈论会论文集》《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师长西席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文集中）。

要编纂一本出土文献的合集，首先是要网络原始资料。
在确定了范围之后，要尽可能全地网络所要整理的文献。
正如上面所述，这个过程每每要花很永劫光，特殊是像《散录》这样的原始资料十分分散的情形，把材料集中起来，便是一个贡献。

对付这些原来来自吐鲁番的碎片，有时候我们可以幸运地将一些残片缀合起来，有些则可以归为一组。
在《散录》中，像《礼记》《统统经音义》《文选》李善注本等文籍写本，我们都有超出古人成果的新缀合或归组事情，包括新近才得以整理的旅顺博物馆藏卷。
在文书部分，比如像《武周大足元年（701）西州高昌县顺义乡籍》，我们就把龙谷大学、旅顺博物馆、书道博物馆、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芬兰国家图书馆藏残片归为一组，并复原其前后顺序。
其余，我们把好几组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残卷相互缀合，如《唐开元年间瀚海军状为附表申王孝方等赏绯鱼袋事》（国博43+国图BD09337/周058）、《唐军府规范健儿等纲纪状》（国图BD09330/周051+国博38），这些残片经由许多学者的单独研究，但一贯没有缀合在一起，这次我们借图版揭橥之惠，终于将它们缀合到一起，为唐朝制度和地方军事的研究都供应了主要的文书依据。

《礼记·坊记》缀合图

《瀚海军状为附表申王孝方等赏绯鱼袋事》缀合图

与此同时，要全面网络古人有关原始文献的研究成果。
吐鲁番研究课题广泛，而且《散录》涉及的原件存于许多国家，最初每每是该国学者加以整理和研究，因此研究文献也涉及多种措辞的论著。
但不论是什么措辞撰写的大大小小的干系文章，都要网络。
这便是我们在每条文献的讲授中，要给出著录、研究过该条文献的全部参考文献的缘故原由。
节制了古人研究成果，有些已经确定的定名、断代等事情就不必重复。
而我们对付有些文献的研究也远较解题详尽，因此参考文献也会帮助读者检索到我们的研究论文所在。

整理出土文献的最主要事情是录文，这是供应给读者原始文献的识读结果，也为后人利用这些文献供应可以引用的文本。
按照整理出土文献的原则，一样平常都是要按行录文，高下的残缺状况也尽可能地表现出来，有时候看上去犬牙相制，实在这中间是见功夫的。
录文要准确，这就要战胜各种不同字体和俗别字的识读难点，以是整理出土文献要有一定的笔墨学功底。
录文应该增加新式标点，这也是表明这是经由整理的文本，由于如果没有读懂，是无法点断的。
但增加标点，就会影响到录文本每一行的长度，有些行的下面就无法和原件的样子相像，这是没办法办理的问题。
实在有些写本字体原来也有大小的不同，除了正规的书本，每行字数也不可能像刻本那样统一，以是纵然不足整洁，标点还是第一位主要的事情。

有些文本虽然残缺，但由于有现存文本的对照，或者可以据诗歌的句式，推断出残缺的字数。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在原状录文之后，附上一个复原本，特殊是诗歌文本，这些复原本是有助于韵脚的确定，对读者有很大的帮助。

出土文献常常是一些碎片，没头没尾，因此须要根据内容来加以定名。
现在古籍数字化进步非常之快，不像1991年我在英国国家图书馆编敦煌残片目录时，基本上没有电子本，都是人工去查找。
现在不仅险些所有佛典都有了电子本，还有《四库全书》涵盖的古籍，乃至《道藏》等等，对付文书残片的定名给予极大的帮助。
但在电子文本供应有多种选择时，或者电子文本也查不到时，还是须要编者加以判断，并作出精确的取舍。

在标题之下，须要有简短的解题，交代尺寸大小、写本上的一些分外情形，以及年代，无法定名的要给出大致的性子。
由于出土文献的整理，紧张是供应给读者文本，因此解题不宜笔墨过多，但要先容一些录文看不出来的情形，还是很须要花费功夫来写的。

前文已经提到过，在解题下面，最好的整理是要把关于该文献的研究论著罗列出来。
我们编纂《散录》和此前编纂《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等一样，都把干系的研究年夜小无遗地著录出来，详细到页码。
为了不使笔墨冗长，都采取缩略语的办法，而把缩略语表放置在文末，虽然增加了翻检之劳，但节省了很多篇幅。
书后的缩略语表，实在就形成了本书的参考文献，自有其功用。

根据我们整理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的履历，以上各项，都是必不可少的事情，因此一本书的编成，有许多方面的事情要做，切不可掉以轻心。

出土文献的整理，是20世纪初叶以来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学问，因此有很多问题须要探索。
吐鲁番出土文书是出土文献中最为破碎的材料，《散录》所收险些都是非正规考古所得的材料，有些经由多次分散流传，正是这样繁芜的情形，给我们的整理事情带来许多古人没有碰着的寻衅。
通过对这些零散文献的整理，我们不仅供应给学界宝贵的写本和早期印本文献，还希望在整理方法上能够总结出一些履历，逐渐形成规范，为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做出贡献。

（本文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形简报》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