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每个电影作者的风格跟味道转化成措辞便是你的‘口音’，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你的电影中有没有你的口音？”这是贾樟柯的提问。多年前，他想走电影之路的源头是由于看了《黄地皮》，这是一部有口音的电影。在那之前，普通话险些统一了中国电影。那是一个寻根的时期，也是先锋的时期，“寻根”仿佛是返回地皮，“先锋”则像是面朝海洋。贾樟柯的新片不止于此，韶光向两端延长，原来是《一个村落落里的文学》，到末了是《一贯游到海水变蓝》。影片的拍摄地点从陕西到了山西，再从河南到了浙江，地皮朝向了海洋。
“电影里说方言了，才有了个人化的表达。”《一贯游到海水变蓝》的口音，从说方言的贾家庄人和贾平凹，过渡到带浙江口音的余华和带河南口音的梁鸿，然后落在讲标准普通话的梁鸿儿子身上。口音从电影上的统一，分布到现实的差异，末了在现实中又逐渐失落去了丰富性。
余华部分的拍摄场景，贾樟柯没有选择小桥流水人家，而是选择了铝合金门窗。他在汾阳和海盐之间探求着相似性和日常性。同时，他又在农人的粗粝生活中，引发诗性。他和同事们摘抄了很多诗句，让村落民们去挑选有感应的句子，喜好哪一句就读哪一句，比如“劳动使他高于地面，但工具比他更高”。“我不以为文学是高高在上的，文学可以是每个人的。”贾樟柯说。
《一贯游到海水变蓝》剧照，作家余华
在浙江海盐，影片拍摄的尾段，贾樟柯的团队本想上午去拍海边，但创造海面发黄发白，并不好看。他们等到入夜，水起来了，浪起来了，海水的颜色都变了。拍照师手持镜头随着余华在海边走，贾樟柯在摄影机旁跟他谈天，余华讲了那个“一贯游到海水变蓝”的故事。贾樟柯脑筋里的第一反应是：这便是电影的名字。
这是全片拍摄的末了一个镜头，也变成了电影的末了一个镜头。镜头朝向海洋，彷佛没有止境，明暗莫辨的电影和现实深处，不愿定，也因此蕴含未知和可能。
作家与村落庄
人物周刊：在中国的大银幕上，很少集中地看到这么多作家，为什么想到拍他们？
贾樟柯：我们在拍摄之前，基本上确定了是从马烽讲起，然后是贾平凹、余华、梁鸿，这样一个构造。终极确定拍摄的韶光确实跟吕梁文学季有关，由于在一个村落落里，溘然来了四十多个作家，他们会商些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就决定从那个时候开始拍。不管是贾平凹老师也好，梁鸿老师也好，他们成为作家之前便是农人，然后都是通过考大学变成了城市里的人。他们的写作一贯也都环绕着村落庄履历在进行。余华是小城市的，我也是小城市的，我知道小城市跟屯子是很紧密的，有这样一种关联。
再一个跟年事有关。贾老师是50年代生人，余华老师是60年代的，梁鸿老师是70年代的，他们形成了一种群像的接力关系，可以接力讲述这个故事。我们讲述一段生活，无非通过两种人：一种是当事人，还有一种是不雅观察者。他们的身份本身既是当事人又是不雅观察者，我就以为为什么不用他们来讲述？包括他们的措辞色彩和概括能力，对付细节的把控都是超强的。作家天生便是说书人，他们便是通报人类情报和的人，他们比一样平常民众更敏感，我以为这是最让人胜任的。
《一贯游到海水变蓝》剧照，作家贾平凹
人物周刊：电影拍到70后作家为止，更年轻的作家，比如80后作家，为什么没有考虑拍进来？
贾樟柯：70后和80后作家基本是城市的一代了。我们的主题是村落庄履历。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跟乡土有密切的关联，但确实是在转变。看看更年轻的一代，他们的履历也能看到乡土的影子，但毕竟是建立在城市空间里面的。
人物周刊：电影里看到了变革的汾阳。你说过，汾阳身处城市和屯子之间，连接着两者，汾阳现在是更靠近于城市了么？
贾樟柯：从空间或生活方法上，汾阳确实城市化得厉害。随着时期的变革，一贯都有变革。我以为有一个不变的，是它的人际构造相对比样稳定的，比如说家庭生活。家庭生活相较于大城市，保留了传统的一些人际关系。纵然你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每年也会奔波于各种亲戚家的满月酒、婚礼、葬礼。他们拥有大城市没有的其余一种人际构造。这个人际构造不由于人的移动而改变，由于人也会移动回来。大部分的家族聚会都不是发生在大城市，都是发生在故乡。从这个角度来说，变革实在也不大。我自己在北京险些没有亲戚，我是没有这种生活的。小城市还是保留了这种人脉关系，血亲在那儿。
方言与口音
人物周刊：中国以前的电影，有很长一段韶光是不说方言的，大家跟世俗生活仿佛是分开开的，都说标准的普通话。你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你的电影里边的人，基本上该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
贾樟柯：对，过去的电影普通话时期造成一个问题，大家基本上都是在用第二措辞来演出。我自己很喜好用方言，跟我的思维模式有关。我自己在写作剧本的时候，涉及传达信息和情绪表达，我便是山西人的思维，用的词语都是山西话，我很难用普通话的思维来想一个电影。比如说，表达爱情可能便是“我爱你”，多尴尬的一个事情是吧？山西话就有很多技巧，很多独特性。广东的思维模式可能便是粤语的办法，大家是不一样的。
《一贯游到海水变蓝》剧照，作家梁鸿
人物周刊：《一贯游到海水变蓝》里，梁鸿老师的儿子不太会说方言了，她一句句教他，你是不是对方言和口音特殊敏感，以是拍了下来？
贾樟柯：梁鸿和她儿子在那谈天的时候，我溘然有一种预判，我以为可能父母都是很正宗的河南人，在家里面，夫妻该当也都是说河南话，但有可能小孩不会说。我怀着这种好奇去发问，果真是这样子的。
方言的问题挺繁芜。我创造不会说方言，大多在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彷佛还可以。广东人和上海人说方言，很骄傲的，以是他们能比较好地保护。欠发达地区有文化信心的问题。特殊是上学读书往后，基本上把真实的自我隐蔽起来，融入到普通话的行列里。
人物周刊：在汾阳存在这样的问题么？
贾樟柯：我在汾阳就经历过挫折。我拍一个电影，去勘景，问路恰好问到放学的中学生。我说非常标准的汾阳话，小朋友回答我时用普通话，我就以为自己像是说汾阳话的异域人。在电影界，方言被认为会影响票房，由于很多不雅观众确实还不是太习气看字幕，还是要直接能听懂。过去，在这个行业里面，一贯认为方言是妨碍市场的。你听我们汾阳话，那就跟听外语差不多。
人物周刊：电影在走向天下的时候，故土的独特感想熏染和国际化之间，艺术上的考量会有一个变革么？
贾樟柯：这该当没有太大影响。回到作者论，认为一部电影，该当带有导演自身的基因、血脉、优点、缺陷、口音。我跟白睿文有本书就叫《电影的口音》。如果你秉承的是一个作者论的创作方法，不是一种类型创作，这些事情就想得不多了，我自己是什么便是什么。包括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一些非常中国化的东西，国际不雅观众是不是能欣赏？这个问题我以为不会困扰。有一个很主要的东西是电影措辞，高度的电影措辞自身便是国际化的。局部的不理解一定比比皆是，但是电影还有构造，还有影像，这些是更随意马虎被更多人理解的东西。
地皮与海洋
人物周刊：《一贯游到海水变蓝》这部影片的名字，从黄色的地皮，到蓝色的海洋，从陕西到山西，从河南到浙江，末了出海了。
贾樟柯：《一贯游到海水变蓝》最初的名字叫《一个村落落的文学》，后来改了名，是在余华老师讲完他的故事之后。这个意象对我来说，意味着开放。海洋是一个当代化的符号。你看时期里的作家实在有内在的眼睛，有进化，一代一代地进化。
比如马烽师长西席，经历了社会改造和集体化，向地皮要粮食，他是这种大的社会运动中的作者，承担了很多社会功能。到了贾平凹老师，就逐渐个人化了，到了余华，完备就个人化了，到了梁鸿老师，就私人化了。这里面有一步一步地变革。我们一贯都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人在当代化。
贾樟柯与梁鸿对谈
这个电影已经拍出来有两年韶光，我拍的时候还没有疫情，但是天下确实已经在重组之中。那时候紧张是科技、互联网带给人们的不愿定性和生活的颠覆。接下来加上疫情，又带来了国际政治的巨变，全体天下变得如此的不愿定。
在这种情形下再看这个电影，有两点我以为还是有一些前瞻性的。一个是转头看，每每我们须要转头看，是由于此时的不愿定，我们要看一下来时路。还有一个便是，在这样的不愿定里头，我们究竟要往哪儿走。我们详细的路径都不知道，天下的蜕变也不知道，病毒会不会离开也不知道，环球化是不是还会规复，还会变成过去的那样一个多元的天下，也不知道。
但是我以为有一点是我们该当去坚信的，便是更加开放，更加当代化。我以为这个是我自己相信的，或者我期待的东西，或许是很多人都期待的东西。它没那么随意马虎，没那么顺利，以是要四代人在这里面接力。
疫情与重组
人物周刊：这两年的疫情，带给你若何的思考？
贾樟柯：我以为一方面，疫情很直接地带来了一种环球化趋势的衰落，这个衰落本身还是很剧烈的。你拿文化来说，疫情之前，你看北京有多少演出，有多少外国的剧团、展览、人际交往。文化互换曾经这么密集，但现在很少了。
其余一方面，疫情给互联网生活方法带来了巨大的空间。我们彷佛已经习气了上网课，已经习气了网上开会，已经习气了远程的事情。它的不愿定性是，天下重启之后，我们是不是还是这样生活下去？这种疫情的封闭性跟互联网趁虚而入带来的颠覆性的生活方法，确实给我们的这个天下，包括我自己的事情，带来很大的改变。
人物周刊：对你的详细影响是？
贾樟柯：拿电影来说，电影天生是一门环球化的艺术。最初电影有个外号叫“铁盒里的大师”，由于它是超措辞的，电影在默片时期不须要措辞，以是它能横行天下，带来了借由电影的环球化互换沟通的趋势。但是，它也由于疫情中断了。未来我们都在互联网看电影？是不是主流的不雅观看办法会逐渐变成这样？重启之后，很多事情是回到过去？还是有变革？我以为它确实是处在一个不愿定里面。包括我本人的精神跟思想，实在也在一个重组的阶段。我两年没有拍电影，我以为不应该焦急去拍，由于思想不稳定，本日的自己跟来日诰日的自己出入很大。
人物周刊：出入有多大？
贾樟柯：就拿我们电影的播放媒介形式来说，本日我可能以为电影是唯一的媒介，最符合电影特点的媒介，便是影院放映，便是大银幕放映。由于聚众是很主要的，集体不雅观看是很主要的。其余一个，放大是很主要的。几十米宽的银幕把一张脸投射下来，我们回到电影最始创造的时候，从来不知道这个天下存在一种影像可以这样。你第一次看一个特写镜头肯定是吓一跳的，有这种感想熏染。但第二天我就以为这可能不主要了，电影已经一百多年了，iPad看也可以。我也会有这种反反复复，我也不愿定。
有时候也会问自己，《一贯游到海水变蓝》是不是要坚持大银幕先放映，再流媒体放映？以是，我们拖了两年。如果流媒体放映，早就放了。两年里面，一下子电影院开，一下子不开，给很多电影造成困扰。我在思考我这样一个行为的时候，我在想我是不是一个守旧的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一个守旧或开放的人，我以为我肯定是个开放的人。但是通过这么一个小的例子，我就以为我可能已经是一个守旧的人了。还是说我这个守旧是对的，我该当去坚持？
人物周刊：如果失落去某种聚众不雅观看的形式感，电影还是电影吗？
贾樟柯：这也是一个想不明白的事情。由于人类有很多仪式都失落落了。过去我们有很多仪式，很多敬拜，我们肯定在那个时候以为还是最主要的，拜天拜地，这些东西。但是消逝也就消逝了。生活、科技、人类在演进。以是，我们是不是一些唱挽歌的人？我想这个就彷佛京剧一样。在京剧最生动的晚清和民国时期，当它衰落的时候，我们是怎么一个想法？可能跟本日的电影一样，大势你无法阻挡，这时候就磨练个人，你是顺势而为，还是坚持自己的“原教旨”？涌现很多这样的问题。
《一贯游到海水变蓝》剧照
退出与连续
人物周刊：当时为什么要退出平遥电影节？这件事情后来是怎么发展的？
贾樟柯：当时想不做了，我以为缘故原由是多方面的。我自己实在从一开始就不肯望做太多年，由于我的主体事情是一个创作者，我是写剧本和拍电影的。办电影节是一个做事业，做事影迷的一个事情。它很主要，但我是不是要用很永劫光来承担这个角色？在第一届开幕的时候，我就跟同事说，我们一定要培养自己的策展人。由于我们国家电影策展是一个空缺，我们请了国际的团队，我们希望自家人能发展起来。我从创办之初，就在想怎么脱身。
我以为我们做得不错，招商、选片都广受好评，那时候就萌生退意。但是这之后你创造你暂时还退不了。确实，平遥电影节借由我的资源比较多。我以为可以脱手，但是彷佛一下子不干了就有很多问题。那就连续再做几年。下面又连续再走一段路。
去年便是真的不想干了，我以为我该拍电影去了，而且我以为我们团队很成熟了，他们可以做。团队很好，商业反应、市场反应很好，但是转化确实须要一个桥梁。我一贯担当桥梁浸染，彷佛我走了就把梯子给抽走了，两边接不上了。
平遥电影展非常正常，10月12号第5届就举办了，目前为止，预备都很顺利，选片质量也很高。文学季我们的体例和职员还在，但是由于疫情的缘故原由，该当今年不会办了，希望明年能连续。
人物周刊：又是电影节又是文学季，到这个年事，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精力和激情亲切去做这么多事情？
贾樟柯：实在电影节跟文学季，我都是想带一带，然后可以良性地往前走。由于我喜好这些事情，这些活动它能给行业、年轻人，还有不雅观众、读者带来一些收成。过几年景熟了，我就离开了。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事情。
比如说文学季也好，电影节也好，确实是由于这都是新兴的业态。我以为我确实是个专家，我没办过电影节，但是我一年四季在参加电影节。我以为这方面没人才，我自己还理解一些，那我自己办呗。很多年轻孩子现在学策展，这些人发展起来，他有他们的能力、脉络之后，不须要我们导演去办电影节，人家策展人去办电影节，何必你一个导演去做呢？实际上导演办电影节的很少，险些没有。
我们第一届影展，紧张的会议是在先容什么是电影节？电影节是由什么构成的？它的机制是什么？为什么人类会创造出这么一个电影展？便是从这个开始讲起。这是集我二十多年参加电影节之不雅观察，心血放在这上边，便是每天上课。
《一贯游到海水变蓝》太原中秋特殊放映现场合影
人物周刊：你参加了这么多电影节，以为好和不好的地方有哪些？
贾樟柯：比如说等级制度。国外的电影节等级森严，我很讨厌这个东西，我希望我们平遥电影节便是一个平等的电影节。我们平遥电影节来的人，都可以济济一堂，就没有那些等级。一个大导演跟一个普通不雅观众，他们之间的间隔很短很短的。国际电影节，你去试试？
人物周刊：等级森严到什么程度？
贾樟柯：所有的细节。从你出门机票的舱位，到你下榻酒店的报酬，到你的权限。我记得携同事去国外电影节，就说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反对的。还有比如说，有一些电影节，它有很好的口号，但是没有很好地落实。我们也会谈论，电影节是不是要用一种鞭策“革命”的方法来办？你把他们鞭策起来，你又没有做事，你又没有组织，对年轻人发展是好还是不好？电影节该当扮演什么角色？它是公共平台，它是信息交互，它的信息可以多元，但是在考虑和你电影节所倡导的、和电影的总体策展的不雅观察之间的抵牾在哪里，统一在哪里，都是很细微的东西。
当然也看到很多国外电影节的优点。比如说媒体系统。办得好的电影节一定是媒体系统最发达的。由于电影节展不单是一种展映聚会，不单是行业，它更紧张是通过媒体要把文化成果、不雅观念、不雅观点，先容给更多的人。
为什么大家都想去戛纳电影节？由于它的媒体系统。我们的一部电影去法国戛纳一放，印度立时就知道这个电影，然后尼泊尔也知道了，乃至不丹都在买这个电影，这便是媒体的系统在发生浸染。
其余一方面是评论体系。比如戛纳电影节一放，环球主要的媒体评论很主要。英国《卫报》怎么评论？《纽约时报》怎么评论？借由这些得到来自环球的评价，然后带给电影环球的普惠，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很多电影节都是国际电影节，但是我们的电影是传播不出去的，国际不知道这些电影。那么人家为什么就可以一个首映立时享誉天下？是它的媒体在发生浸染。
比如我们好几届电影节，法国《解放报》都给了五六个版，整版整版的。后来我们有一年就做了一个“平遥电影展在巴黎”，我们带了6部影片去，去了之后，我们创造这些影片在法国度当界已经有一些有名度了，短短几天的韶光，这些影片全部卖出法国版权，我以为这便是成果，走出去便是这么走出去的，不是自己带着电影放一场就走出去。
当代与转型
人物周刊：我以为包括电影在内，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游向蓝色”的那种状态。
贾樟柯：便是开放的、多元的、国际化的、当代化的空想社会。
余华
人物周刊：余华的那一部分，他更多是在一个小吃店里讲述，这跟许多人头脑中某种模式化的“江南”不太一样，当时为何选择这样的拍摄地点？
贾樟柯：实在我们对每个地方的空间是有预设的。一想到江南，我们就会想到河流、庭院、亭子。我去了海盐之后，以为跟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一样，它保留了一些古代的东西。海盐有一个公园，就跟苏州园林那样美。
但是我更加创造，海盐跟汾阳差不多，我想我还是拍这个差不多的吧。由于大多数人不去那个公园，它已经是一个遗留的东西，不是我们的日常。余华的小说都在讲我们的日常，市井生活和世俗社会，那干嘛放到一个那种非常风格化的古典园林里面去拍摄呢？我就选择了那种没有差异化的空间。这些地方并不是说它的风景怎么样，而是说这些地方它有人的风景，它最大的风景是人。
比如卷闸门，90年代往后横行中国，大江南北都一样，你也理解这种趋同化的东西是怎么产生的。铝合金门窗，这种空间布局上的趋同化，不妨碍他（余华）在他小说的空间上，有他独特的组织。每个人的美学选择都不太一样。
如果我去拍海洋，我也能拍出一个江南的海洋，它也存在，只是那一部分可能是我不太在意的，或者说我不太强调它。我更强调的还是日常化。我们每天是在园林的假山假水里面生活，还是在铝合金门窗里面生活？我们肯定紧张在铝合金门窗里面溜达。
人物周刊：我走在汾阳街头的时候，也创造那里跟全国其他地方像是一样的。
贾樟柯：没了，已经没了。比较大的变革就90年代。我们拍《小武》那年，正在拆。拍完之后，就统一地变成新楼，楼都是6层楼，底下是店铺，上面是居民，都变了。过去那些老屋子大都已经消逝了。许多地方都一样，只是走进巷子里才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人物周刊：汾阳让我印象深刻的有教堂那个钟楼，还有汾阳中学，有很强的历史感。
贾樟柯：汾阳县城是明代的县城，但汾阳是秦代就设县了，它很古老。汾阳的近代化和当代化，跟几个元素有关。个中一个是汾阳中学，是教会中学，跟教会有关。一个是汾阳医院。中学和医院给这个县城带来新的教诲、新的科技、新的医疗，对汾阳的文化重新塑造还是很主要的。
在汾阳，大多数汾阳人都会跟你娓娓道来汾阳中学的历史。每一任校长是谁。我们第一任校长恒慕义是汉学家，回美国之后创办了国会图书馆的亚洲部。我上高中的时候，美国大使（恒安石）常常来，由于他出生在汾阳，我们的教务处便是他家，他每次来都带一些电影，带个放映机，带些礼物。
人物周刊：这些对你是不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贾樟柯：有。这些事情让我以为天下不远。
人物周刊：当初你说想走电影这条路，是由于看了电影《黄地皮》？
贾樟柯：我高考没考上大学，我父亲很希望我读大学，但我数学特殊差，那时候艺考生不考数学。艺考里面，什么音乐、唱歌、拉乐器，我都干不了。美术可以现学一学，以是我就去学美术，准备用艺考的方法念个大学，知足我父亲的需求。我以为不是我的需求，我不想读书了那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看了《黄地皮》，喜好上电影。
人物周刊：这部电影让你重新思考你生活的地方？
贾樟柯：每每我们喜好一个艺术作品，是经由两重过程：一个是熟习，对这个生活有共鸣；再一个，很主要的是在这个根本上的陌生化，陌生化代表着新的角度跟新的创造。彷佛《黄地皮》，一定供应了我对付这个地皮从来没有过的理解，以是我才喜好上了。
人物周刊：在看《一贯游到海水变蓝》的时候，我在想，作家什么时候涌现？由于一开始是从用饭开始拍，拍的是普通老百姓，这是什么想法？
贾樟柯：这四个人（马烽、贾平凹、余华、梁鸿），他们是从哪来的？他们笔下的人物是些什么人？是我电影开头交代的。由于这四个人毕竟是四个个案，但是他属于哪个群体？他们面临的共同的历史跟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以为这个电影该当从这样的出发点来谈起。这个构造实际上延续了《江湖儿女》的构造，《江湖儿女》开场是一辆公共汽车，很多人，逐渐聚焦到女主角身上，然后展开这个故事。当然《一贯游到海水变蓝》，它有更多的面孔，更长的篇幅在讲这些事情。
人物周刊：接下来有最新的拍片操持吗？
贾樟柯：有。有好几个新剧本，但是不会仓促拍。由于我以为我不太稳定，对人，对事，对这个天下也不愿定。一部电影的拍摄，须要相对稳定的一个哲学代价不雅观，我想等一等。拍了二十多年电影，才会遇上这样一个分外的不愿定阶段，不焦急表达。得去想一想，随时可以拍。
人物周刊：《在清朝》已经说了好多年了，彷佛每次采访都会问起。
贾樟柯：拍摄操持基本上完善了，我们所有的兵器都打好了。
人物周刊：这是在拍中国一百多年前的转型？
贾樟柯：对，最初的当代化。
人物周刊：你的所有电影，总的主题都是转型？
贾樟柯：我们的生活便是这样的情形，一百多年，我们就处在这样的变革里面。
卫毅 演习 方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