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览各个期间的状纸，包伟民创造了一些有趣的变革，起初，状纸上还普遍利用“号泣上苍大老爷明鉴”，随后涌现的是“伏乞知事暨承审官俯赐”或“要求县政府恩准（赐准）”，后期，状纸的结尾则统一地利用了“要求察核”“谨呈公鉴”等语句。
语气的变革，正反响了当时法律制度的变革
“升——堂——”
“威——武——”
“堂下何人，所为何事？”
“草民冤枉，请上苍大老爷做主哇——”
这是无数古装影视剧中，无数次涌现过的镜头，如果想象古人如何打官司，这些镜头就会浮现在许多人的脑海中。
但是，他们如何打官司，他们为什么打官司，他们打官司须要哪些手续……这些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在“戏说”中是找不到的。只有在法律档案中，我们方能重新走进历史深处。
在浙西南的一座山城里，一组1.7万余卷、88万余页的“龙泉晚清民国法律档案”（以下简称“龙泉法律档案”），记载了两万多个诉讼案件，韶光跨度近一个世纪，是目前已知晚清民国期间保存最完全、数量最大的基层法律档案文献，已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龙泉法律档案选编》五辑合影。
而为了整理选编这批档案，档案人、学人、出版人进行了一场12年的接力，到2019年，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龙泉法律档案选编》五辑96册全部完成出版。
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和龙泉宝剑锻制技艺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前者还入选告终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有学者指出，“龙泉法律档案”堪称是这座山城的“第三件国宝”。
“抠门”局长的宝贝
2003年6月，朱志伟从龙泉市委党校副校长调任市档案局（馆）的第七任局（馆）长。交卸事情时，前任给了他一串钥匙。听说从1986年，档案局（馆）正式成立，它一贯由一把手保管。
“这串钥匙是哪里的？”
前任走得匆忙没有细说，朱志伟忙着熟习新事情，也没顾得上细问。等想起这个问题，已经是几天后的事情了。
同事见告他，那是“敌伪档案”的库房钥匙。
档案局有两幢小楼，一幢是危房，另一幢也是危房；一幢存放党委政府档案，一幢存放“敌伪档案”。
同事还见告他，这批档案1985年从县法院移交过来后，就存放在那里，原封不动、乏人问津。
叫上同事，带上钥匙，“新官”想去看看老档案的样子。
朱志伟记得，那是幢四层砖木构造的屋子，一楼二楼是办公室，三楼四楼是库房。二楼和三楼间的楼梯还装了一道可以平移推拉的防盗栅栏门，门上挂了一只大铁锁。三四楼各有两间库房，走进个中一间库房，两人先撞了一头蜘蛛网，继而看到一副破败的景象：木柜子的门已经合不上了，铁皮箱上是厚厚一层灰。
“这些还是省档案局留给我们的，当年由于龙泉地处深山，省档案局以为这里适宜搞‘三线’培植，就把后库造在这里。后来后库撤销，文件运回杭州了，箱子柜子留给我们用。”朱志伟回顾说，而这个库房也是别人留下的——交通局的旧楼。
“曾经也有人提出，可以找人整理一下，没有用的就处理掉。听说，附近有个县在上世纪50年代，就拉了几卡车的旧档案送到温州打成了纸浆。”龙泉市现从属于地级市的丽水，1990年撤县建市，历史上，丽水曾并入温州专区。
档案纸。
“当年专门装了一道防盗门，钥匙一贯由一把手掌管，自有道理。”毕业于丽水师专中文系的朱志伟思忖着抽出几本档案，只见字迹端正，都是繁体字竖行书写，用的多是宣纸。
“我以为里面都是龙泉的历史，只是没有韶光研究，研究出来，没准是龙泉的宝贝。但是要加快保护抢救。”
龙泉景象湿润，食用菌是当地的著名土特产。但是这一景象却给纸质档案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在进馆前，60%以上的案卷存在虫蛀、霉变、破损等情形。
2005年10月，龙泉市档案馆新馆启用。建筑面积原来方案2000平方米，经由朱志伟和同事们反复争取，终极翻了一倍。时至今日，馆里的新进职员都知道，现在的硬件举动步伐是“古人栽树、后人乘凉”。
但是有一件事，老同事们还是会以为“老朱局长”抠，他为了节约搬运费，硬是带着大家，在10天韶光里搬运了10多万卷档案。
提及朱志伟的“抠门”，不止一件。不过，朱志伟对这批宝贝，挺大方，专门费钱订制了几千个无酸纸档案盒，把它们整理装盒，燕徙新居。
大学与小城的文化之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的地方大量销毁历史档案，还被国务院通报批评。龙泉这批档案能保存下来，堪称幸事。”浙江省档案局原副局长韩李敏说。
朱志伟则认为，龙泉地处浙江西南部山区，瓯江上游，不易受到外界滋扰，是档案能保存至今的主要缘故原由。“抗战的时候，浙江省政府迁到我们下贱的云和县，有170多个单位连续往上游搬，搬到龙泉。”
个中，还有浙江大学。1939年，浙大西迁，为知足东南学子就近入学须要，在龙泉成立浙东分校，后改名为龙泉分校，办学七年，招生逾千。
2007年秋日，浙江大学历史系（原杭州大学历史系）的三个老同学一起用饭，为学术研究探求方向。“我和包伟民、方新德是82届的，不但同班，而且同寝室。”韩李敏见告。
其时，浙江提出加快培植文化大省，浙江大学也在研究加强人文学科，向各院系搜聚见地。在一个漫谈会上，时任历史系主任的包伟民教授推敲再三后发起：人文学科每每是学者个体思考，不一定适宜做大项目，但是就史学而言，像大型档案文献整理，还是须要大量投入的。
领导听进去了，于是，包伟民和同学兼同事方新德，去找韩李敏。“我们问老韩，浙江省里有没有什么档案文献，他见告我们有一些，然后我们在省内转了一大圈。”
“我向老包他们推举了好几套档案，个中也有龙泉。”韩李敏1990年旁边带事情组去丽水，在龙泉看过它们。“当时就有许多纸张虫蛀霉烂了，但是从晚清到民国，保存如此完全，在全国少见。”
“听说包教授要来，我当时很高兴，”朱志伟说，档案搬到新馆之后，他们也专门请了退休老职工和退休西席来整理。“2004年我们就花了上万块钱买了电脑和扫描仪，但是没有能力研究，研究不透保护就不彻底。”
“浙大和龙泉一贯有市校互助机制，以是我也有个‘小算盘’，能通过‘市校互助’办点事。包老师当时已经到了温州，在看当地的历史档案，但是听说他买不到温州到龙泉的车票差点不想来的时候，我实在是有点焦急。”
2007年11月20日，包伟民带着青年西席徐立望经由一番周折，还是到了龙泉。“包老师到龙泉天已经黑了，我骑着电瓶车去接他。”第二天一早，朱志伟带包伟民一行到了档案馆，先看了一批文书档案，但是客人觉得学术代价一样平常。“然后我就和包老师说，还有一批法律档案。他看了往后，问我之前有没有整理过。我说，没有。”
原来当天就要返回的包伟民推迟了行程。临别前，他见告朱志伟，是好东西，但是要花韶光负责整理，重新制作目录和概要。
大受鼓舞的朱志伟，就像当年四处呼吁扩建档案馆一样，到处找领导，争取经费和项目。
2008年7月，市校互助项目“龙泉民国法律档案研究与整理”正式启动。包伟民说，如果没有龙泉和浙大的分外关系，这个项目能否开展，也很难说，而朱局长在当地找一个个领导去磨，也很不随意马虎。
拂却尘埃现明珠
龙泉市档案馆的306室，门楣上是“民国档案库房”六个赤色宋体字，门里则是一排十只手摇档案密集柜。保管利用科科长章亚鹏摇动手柄，密集柜垂垂分开。“龙泉法律档案”就存放在这里。
“室内温度是14－24℃，可以有2摄氏度浮动，湿度是45－60%，可以有5个百分点的浮动。”章亚鹏问，“是不是还有点气味？听说当时整理档案时气味还要浓，之前为了防蛀，洒过敌敌畏。”
新中国成立后，这批档案被当时的龙泉县公民政府完全吸收，“文革”时被封存在县公安局，1969年做过整理，1973年，龙泉县法院规复事情后又进行了整理，直到1985年移交至龙泉县档案馆。新任龙泉市档案馆馆长魏晓霞说，现在他们在整理时，还时常创造，当时档案整理并不规范。“有些档案褶皱都没有抚平，就在背面贴上衬纸了。”
2006年，这批档案被列入省级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项目，得到了国家档案局和浙江省档案局的支持。2011年6月，龙泉市档案局又建立了档案裱糊中央，目前的事情仍在连续。
与此同时，在2008年，“龙泉法律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数字化事情，对档案进行了全彩扫描。2009年1月，浙大历史系编研团队对档案开始重新编目。
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两次整理很不规范，同一案件的文件散落在不同的卷宗中，重新编目势在必行。“我只能发动研究生，逐张阅读上百万页的材料，再编目录，后来我去中国公民大学事情了，是两个学生吴铮强和杜正贞接手。”包伟民见告。而浙大历史系副教授吴铮强则回顾说，编目紧张是组织学生们做的，虽然很粗糙，但是也为后面的选编与研究供应了一个特殊必要的根本。
“我之前的研究方向是宋史，但是‘龙泉法律档案’对我同样具有吸引力。”吴铮强回顾说，“我倾向做社会史，这批材料对社会史研究代价太大了，不能仅写几篇文章，要大规模地开展系统整理研究。”
但是，经费一开始并无着落。又是靠历史系的同班同学帮忙，包伟民得到了第一笔经费。恰好，浙大当时有个对外来资金的配套政策，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又配套了一笔。“当时我还给省社科联打过报告，后来他们见告我，这项事情已经列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经费批下来了。不过接到他们电话时，我已经到了人大，连忙叫浙大方面去对接。”
有如一辆汽车，接连发动了几次，终于缓缓前行，进而驶上了快车道。“龙泉法律档案”犹如一颗明珠被拂去表面的浮尘，日益光耀夺目。多位专家学者对它给予高度评价，著名清史学者戴逸、著名近代史学者黄兴涛、著名法制史学者黄静嘉不谋而合地将它定性为晚清民国期间保存最完全的地方法律档案，法制史学者王宏治更称它是继宝剑、瓷器之后的龙泉又一宝。
2011年2月，浙江大学成立了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央，以龙泉法律档案为核心，专业网络、整理、编纂与研究地方历史文书。2013年11月，“龙泉法律档案整理与研究”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方案领导小组的批准，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5年，“龙泉法律档案”又入选第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延续比断裂更主要
在龙泉市档案馆的二楼，步入“龙泉法律档案”的展厅，一件件档案，定格了近代基层生活的一个个瞬间，也能让人通过比拟，看到社会的变与不变。
这是一张立嗣文书，寡妇叶张氏虽有一子两女，但是儿子去世后，只能过继夫家侄子叶世根为继子。“统统权柄概嗣子所有”，出嫁的女儿不能继续——这样的规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文书见证人中，叶张氏的弟弟作为母舅，排名最靠前。至今，“娘亲舅大”仍旧是中国社会的传统民俗，拜年先给娘舅拜，兄弟分家要娘舅主持。各级党委政府大力倡导的调度事情也常被喻为“做娘舅”。
这是一张大红庚帖，写上未婚夫妻的生辰八字，互换后缔结婚约，又经县官指挥“注销”。
订婚这个环节，在当代已经淡化了，纵然离婚，也不须要政府官员具名，好合好散的，上婚姻登记处，否则，法院见。
但是，庚帖上的“大红（烛）成对”，也便是一对大红烛炬，现在，仍是当地支配洞房的必需品，只是改成了电灯模型。
“档案也不能说是完备客不雅观，毕竟是人写出来的，但是它未经后人的修正筛选，相对来说担保了原始状况。传统史学研究比较看重上层的国家管理，但是基层管理是怎么做的，基层生活是怎么样的，这批档案恰好能给我们供应明确的信息。”
宣统元年呈状。
语气的变革，正反响了当时法律制度的变革。我国古代一贯延续行政与法律合一的制度，地方行政主座兼理法律，到了近代，法律机构才逐渐独立出来。龙泉县要到1929年11月1日才正式成立法院，在此之前，浙江省一级已经单设的法律机关的发函工具仍旧是龙泉县政府。
制度的建立，特殊是落实到基层，每每须要一个过程。
“左券”和“左券精神”，现在被许多人时常挂在嘴上。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杜正贞在编纂档案时，研究了当时的左券运行后创造，如果中间人离世，就会造成左券去世无对证的状态。“中国传统的左券镶嵌在详细而生动的社会关系中，一旦阔别了这个社会关系，不论是在空间上，还是韶光上，对左券的理解就存在风险。”
这样的判断，纵然在本日，对付法律者来说，也不无裨益。
“实在基层生活延续性非常强，我们要强调历史的延续，延续比断裂更主要，研究延续就很有必要研究基层生活。”包伟民对说。
为地方文书档案出版“发凡起例”
2010年5月尾，中国公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央成立，包伟民任中央主任。在中央成立的学术会议上，他向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和书局历史编辑室主任李静先容了“龙泉法律档案”，磋商能否在中华书局出版。
“进入新千年后，学术界在区域史研究方面形成了新趋势。在这一轮学术新潮中，学者也关注地方档案的新创造和新认识，像台湾的淡新档案、四川的南部县衙档案都很受关注。”中华书局实行董事徐俊回顾说，他们一贯以跟进和做事于学术研究为职责，也很关心主要地方档案的创造及研究状况。
许多读者理解中华书局，紧张是它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等大批传世文献。书局大众图书出版中央主任李静则见告，中华书局也一贯在做许多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事情，若有名的《尹湾汉墓简牍》《天水放马滩秦简》等，因此，对此类文献代价有自己的判断。“2010年，我和同事罗丹妮来杭州理解浙大团队的档案整理编目事情，就觉得很有代价。”
2011年9月，“龙泉法律档案”迎来了出版人。“包老师开私家车带我们去的龙泉，开了5个小时，高速公路上的隧道太多了，真是翻山越岭。”徐俊感慨地说，为了这部档案早日面世，当地的档案事情者和浙江大学的学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每次开会，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都会参加，出版事情是多方协力。”
2012年3月，中华书局提出的《龙泉法律档案选编》第一、二辑出版操持被国家出版基金批准，得到帮助，并列为重大项目。2017年2月，中华书局提出的《龙泉法律档案选编》第三、四、五辑出版操持被国家出版基金批准，再度得到帮助，并列为重大项目。换言之，它两度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
“龙泉项目组先后有李静、柳宪、孙晓林和李爽等编辑，还有编校部参加。我们和浙大团队不仅完成了出版任务，而且让地方文书档案的整理出版，达到了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传统经典的标准和规范，有发凡起例之功。”徐俊先容说，有的地方档案出版也便是以卷宗为单元的大略影印，而《龙泉法律档案选编》还包含了研究性的整理成果。
《龙泉法律档案选编》全书5辑96册，共收录案例343个。每一案例均由案件名称、内容提要、档案索引、图录四部分组成。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编辑李爽先容说，整理之后，以案件为核心，以韶光为脉络，清晰地归聚串联起散布于不同卷宗中的各种文书，有利于研究者阅读和利用。
“由于原始档案是散乱而不成体系的，当时我们就考虑，可能同一期间留存下来的档案，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该当找到适宜它们的整理方法。”李静说，中华书局和浙大双方经由反复沟通，制订了非常详细、多达数十页的整理规范，可以说是把点校二十四史的精神，用到了整理“龙泉法律档案”上。也由于此，《选编》第二辑的审读报告得到了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理的2015年全国精良审读报告评比的一等奖。
撷取近代百年的一个个基层瞬间
“龙泉法律档案”中的内容始于1851年，止于1949年，跨度99年，记录的诉讼案件逾两万宗。
“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档案学，是‘有文必档’，什么东西都往里面放。这有利有弊，杂是杂了一点，但是许多信息都能保存下来，也是件好事。”韩李敏说，中国的档案学科是近代往后逐步建立的，但还是有“舍不得扔”的习气，西方国家档案馆的档案，只有10%须要长期归档，我们现在这一比例还有30-40%。
在这种情形下，用选编的形式进行整理出版更为得当。包伟民说，由于案例浩瀚，不少案情类似，可以从中选取有范例性的案例，以案件类型的范例性、审判程序的完全性、时期的分外性和整体的史料代价作为紧张的选编成分。
这就须要编纂职员在明悉地方自然环境、历史沿革、经济状况、人群组织、风尚习气的根本上，挑选充分展示社会变迁和基层法律细节的案件，且要兼顾文书的保存情形，付出的心血是巨大的。
“我和杜正贞都是兼职做‘龙泉法律档案’的事情，特殊是做《选编》的第一辑时，每天熬夜。”吴铮强回顾说，“直到浙大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央成立后，傅俊等专职研究职员接手，我们才轻松了一些。”
“我高考的第一志愿是法学，可惜未能如愿，但是却让我碰着了‘龙泉法律档案’。”李爽说，在《选编》第二辑编辑事情的冲刺阶段，自己的梦境里都是一幅幅展开的文书。“这套书就像是镌刻在我的生命里。”
2012年8月，《选编》首辑出版，2019年9月，《选编》五辑96册全部出齐，编辑事情历时8年，共涵盖约1084个卷宗、26528件档案，审校了近4万面校样、6万余幅图版。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者、民俗学者赵世瑜表示，《选编》展现了变革时期的山区社会和人的生活天下，而对研究者来说，万里长征才迈出了第一步。
杜正贞则见告，这批档案记录的是清代的法律诉讼制度向近当代法律诉讼制度转变的过程，可以看人们如何在一套新的话语体系下去办理老问题，怎么应对变革了的制度，对付现在的基层管理和法治培植，也会有主要的借鉴浸染。“历史学哀求我们以‘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对待史估中的人和事，将它们置于那个时期的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的背景中去理解，但是社会学和法学的解读就可能不太一样，以是我们希望有更多人来利用和研究这批档案。学科和学者读者的多样性，才能带来对其理解的完全性。”
和吴铮强一样，傅俊的本行也是宋史。“我的本行是作南宋村落史研究，但是宋代留下的干系资料很少，而编纂这批档案，能更贴近基层社会细节和日常状态，帮助我认识和想象800年前的社会生活。”
而在龙泉，“龙泉法律档案”仍悄悄地躺在档案馆的库房里，等待着更多人来开掘。
新馆长魏晓霞说，一方面，他们自己在培养研究力量，另一方面也希望能有更多学者来关注它。
老馆长朱志伟说，如果它能不屈不挠，入选《天下影象亚太地区名录》和《天下影象遗产名录》，作为一名老档案人，心愿足矣。（冯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