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或民间故事中，山西票号被认为一度节制着晚清的经济命脉。这在相称程度上是成立的，在一百余年的历史里，全体亚洲可能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像平遥县一样有着如此巨大的金融影响力。甚者，在晚清北洋民国期间，不少有志之士将平遥比作纽约、伦敦。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山西票号也随着晚清的衰落而衰落。总之，两者被认为是“巢倾卵破”的关系。在王路曼的新书《中海内陆成本主义与山西票号：1720—1910年间的银行、国家与家庭》（以下简称《中海内陆成本主义与山西票号》）中，清朝的中心朝廷、省级政府与山西票号的关系并不相同，省级政府对票号有其实际的、弘大的汇兑需求，而朝廷则对此持当心和压制态度。
接着，这本新书更大的剖析过程是在呈现，1842年往后，山西票号如何将沿海与要地本地的成本流动联系起来，并且这一呈现试图冲破当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这是由于，即便在那些认为近代中国孕育着成本主义发展条件的经济史著述中，“近代中国”指的每每也只是长三角、华北地区或沿海城市，而不包括要地本地非港口型的城市和屯子地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或东方是欧洲的“他者”，要地本地则是海内沿海地区的“他者”。《中海内陆成本主义与山西票号》的意见是，沿海城市、要地本地城市和屯子，以及连接它们的票号，在共同推动贸易市场的发展和扩展。
这本书终极指向了近代中国的要地本地是否能发展成本主义这一更伟大的议题。其处理方法是冲破成本主义的单一叙事神话，既剖析山西票号的成本主义逻辑，也剖析它的非成本主义逻辑。在盛行的单一叙事之下，票号的未来只有转向当代银行这个唯一的结局，当票号在20世纪初没有发展成为当代银行时，也就即是彻底的失落败。而作者王路曼把山西票号的衰落理解为贩子在晚清变局之下的某种主动选择，票号是金融机构，也是一种私人共同体。他们将积累的成本转而投入到工厂、学校教诲等领域，以另一种办法寻求发展机会。跌宕起伏的票号家庭故事也穿插于个中。
《白银帝国》（2009）剧照。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中海内陆成本主义与山西票号》一书，摘编有删节，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王路曼
《中海内陆成本主义与山西票号》，王路曼 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8月。
票号竞争者为何互助
19世纪初日升昌出身起，先后约有四十家票号相继开业。而1860年至1900年间票号汇兑业达于壮盛期间，则约有三十家票号在业。
只管山西票号都源自同一省份，票号之间的激烈竞争关系决定了票号的性子首先是独立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成本主义式金融店铺。譬如日升昌和蔚泰厚作为两家开业最早、存续近一个世纪的票号，早在1840年代就成为竞争对手。1844年，日升昌苏州分号为了招揽买卖，主动为一名乡绅降落了报捐所需的用度。此举导致蔚泰厚苏州分号“概不能做分文……因此只可不做”。1851年2月，蔚泰厚苏州分号在与日升昌竞争汇兑海运经费中再次败北。当时因押送现银路途不靖，藩台已经答应将一项约25万至26万两的海运经费交由日升昌和蔚泰厚汇兑至京。但蔚泰厚得了苏州本地的粮道“倪大人”，终极只有日升昌参与汇兑海运经费7万两，而蔚泰厚分文未获，别的款项仍由陆路押解现银。
实在，这两家票号的竞争关系甚或可以追溯到其创始总经理之间的恩怨。在日升昌草创阶段，毛鸿翙曾是总经理雷履泰的部下。然而，能力非凡的毛鸿翙被雷排挤出日升昌，但毛很快得到介休侯家财东的支持，终极升任蔚泰厚票号的首任总经理。商业恩怨终极扩展到家族恩怨。据传，毛鸿翙曾将他的一个孙子命名为“毛泰”，借此暗讽雷履泰是他的孙辈。在传统父权社会，这是一种常见的谩骂手段。
1882年《平遥县志》县城图。（图片来自《中海内陆成本主义与山西票号》）
除上述两家票号巨擘外，还有很多山西票号在开业之后也纷纭加入与同行打劫官款汇兑的竞争中。1874年，协同庆兰州分号在信件中谈到天成亨独揽了本地粮台之银的汇兑，导致本号现银积存过多。19世纪90年代末，日升昌广州分号在信件中抱怨说本地的志成信和协成乾分号险些独揽了从广东汇往北京的饷款。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由于时局动荡导致各处金融市场银根缩，以是日升昌成都分号婉拒了承汇京饷的委托。然而令日升昌震荡的是，本地的票号同行不顾盲目承汇官款可能导致的无力偿付，“竟有暗昧答应办理者数家”。
只管票号之间竞争频仍，但无论在山西省内还是省外，每家票号仍旧自视并对外展示为紧密联系的金融同盟的一员。事实上，“山西票号”这个名词过于笼统，并不能很好地表示票号之间近乎排他般的紧密联系。这是由于险些所有票号的财东、经理和学徒基本都来自于分布在汾河谷地150公里范围内的五个县，即平遥、祁县、太谷、榆次和介休。而根据三十余家票号的总号所在地，票号一样平常被分为如下三帮：平帮、祁帮和太帮。而平遥县城内平帮票号总号的位置分布则进一步印证了票号之间广泛而又密切的互助关系。
平帮六家票号位于县城内的总号在图中的位置分布。（图片来自《中海内陆成本主义与山西票号》）
如上图所示，有六家平帮票号的总号选址于毗邻县衙和商场的西大街和南大街。令人惊异的是，日升昌和蔚泰厚这两家长期处于竞争关系的票号，其总号竟然咫尺之遥，只需步辇儿两分钟即可抵达对方的票号。而在山西省外，票号每每会积极加入所在地的同行组织和商贾联乡谊的山陕会馆。而票号在省外的商业互助也绝不会囿于是否同属一个票帮。1872年，22家票号在上海的分号成立了山西汇业公所。1882年，在汉口，票号与其他山陕贩子一同出资参与培植了汉口山陕会馆。
那么，究竟是什么缘故原由推动了同处一隅、相互竞争的票号，在山西省内外都结成了非正式的却强有力的商业同盟？
这个问题的答案如下：一个强有力的票号间的商业同盟决定了各家票号的存续及其汇兑买卖的成功与否。在空想天下里，充足的启动成本、稳定的营运资金，以及能否以借贷人身份随时从本地乃至全国的金融市场获取金融资源是决定票号汇兑业务成败的关键成分。然而在现实中，为了规避风险，票号的成本召募每每环绕家族和支属展开。因此，每间票号获取的启动成本数额常日十分有限，且较为分散。此外，票号在日常金融业务中也采纳极为谨慎的、建立在个人信用根本之上的借贷模式。这是由于在前信息时期，无论是在银根紧缩还是松弛的背景下，金融机构都面临下述的一系列永恒寻衅，例如：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较为缓慢的商业资讯传播，以及有限的条约逼迫实行力。
对付每家票号而言，存在于金融同盟内的票号之间的借贷不但能够对抗由银根紧缩或松弛所导致的商业危急，更能为票号办理以家族为本位召募成本所带来的流动资金的短缺问题。在此金融同盟之中，票号还会彼此约定好固定的借贷还款日期—即标期。在前信息时期，标期可视作票号借贷双方之间的内部信息共享机制。此外，每家票号也能从该金融同盟中得到信件传送做事，即“公脚”，以及集体雇用镖局押运现银的做事。这些都填补了清政府在根本举动步伐培植和公共做事中的缺失落。而广泛存在于票号之间的联姻和职员流动也进一步推动和加速了商业信息的传播和共享，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巩固票号之间的紧密互助关系。
《乔家大院》（2006）剧照。
生动在同盟之内的资金吸纳者
只管每家票号的启动成本数额都各不相同，但是常日来说，票号的“正本”一样平常在3万至10万两白银之间。除正本外，票号的成本来源还有常日被作为流动资金的“副本”：它常日是在票号开业后随着业务兴盛由财东再次追加的成本。比如1884年，大德通由茶庄转变为票号，其正本为10万两。到了1892年，大德通的成本变为13万；1896年为14万；1904年为18万；1908年为22万两白银。除此之外，财东每每从得到的红利中提留一部分再次投入到票号内，这也是票号成本的主要来源和组成部分。
考虑到19世纪白银的购买力，票号的启动成本数额可谓相称可不雅观。然而，如果这些启动本和票号承汇时所需的流动资金比较，仍旧是远远不足。由于规模较大的票号每每开设十数家遍布海内各地的分号，每一家分号能够得到的营运成本一样平常不超多1万两，以是险些每家票号无论总号还是分庄都永久面临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在汇兑业务较多的北京和上海等地，每家分号的营运成本也一样平常不会多于3万两。与票号的成本形成光鲜对照的是其汇兑业务的规模。
例如1851年，日新中票号北京分号经手的“收会（汇）”约为60万两，“交会（汇）”约为42万两，这些承汇金额大约是票号各分庄均匀营运成本的15至20倍之多。票号启动成本和流动资金数量受限的紧张缘故原由，与其以家族为本位召募成本的模式有关。此外，票号成本有时也来自各分号资深经理的投资。在票号成本的召募过程中，山西贩子家庭的宗族堂号不再仅仅是同一宗族姓氏下某一支派群体的名称，而因此投资票号的主力“个体”单元形象涌现。“堂”的本意为供奉先人的宗祠或家祠，后来这个观点也被授予了经济的意义——它常日包含了同姓某一支派不出五服的家庭成员，并依此为基本的家庭单元开展各种投资和商业活动。
《白银帝国》（2009）剧照。
同姓宗族的堂号常常同时投资多家票号，或者与其他堂号交叉持股，这进一步阐明了为何每家票号的营运成本每每极其有限。为了规避大家族们的金融任务，一个很常见的做法便是同姓宗族的投资者（即“堂”）同时投资和开设多家“联号”。其结果便是一方面，每个联号都是独立运营的票号；另一方面，由于联号每每同属一个宗族，他们之间有很多内部的金融往来与交易。比如介休北贾村落侯氏家族是“蔚字五联号”——即蔚泰厚、蔚丰硕、蔚盛长、新泰厚和天成亨——的紧张投资者。此外，平遥达蒲村落的李氏家族投资了日升昌和日新中，这两家票号相互持有对方的股份。而祁县城内的渠家则将其成本多元化地投入到百川通、存义公、长盛川和三晋源票号。榆次车辋村落的常家下属的三个堂号则交叉持有大德玉和大德川票号的股份。
除了各个堂号交叉控股之外，票号的贩子家族还将票号成本与其他商业成本紧密凑集，并且相互转化。比如介休侯家除投资了五家票号之外，还在开设有绸布庄、染坊、杂货庄、药铺等，并在介休和北京经营当铺。平遥李家开设有颜料庄、钱铺、杂货和药铺。祁县乔家在1880年代投资开设票号之后，还一贯持续着传统的茶叶贸易，并且在湖北拥有垂直整合的茶叶家当。有时，某些票号家族选择极为守旧的财富管理方法，即窖藏财富而非连续投资。据传三晋源等票号的财东渠源祯去世后，他的儿子渠本翘（1862—1919）曾在住宅的地窖中挖出了巨额现银。
票号地下金库的复原模型。（2010年作者摄于山西平遥）
如果用韦伯“空想类型”视阈下的“经济理性人”企业模式来剖析山西票号家族本位的成本召募和多元的投资模式，那么会得出如下结论：近代中国的家族式金融和贸易店铺，比如票号，因无法有效吸纳非家族的外来成本，以是势必不敌20世纪初登场的、依赖非私人性信赖募资的当代银行或企业。
事实上，当放眼19世纪环球的企业和银行，我们不难创造山西票号采纳的以家族为本位召募成本的模式是一种常规操作，比如美海内战前新英格兰地区的银行也依赖家族关系开展融资借贷。这是由于在前信息时期，为降落未知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风险，任何一个投资者都绝不会将其全部的成本投入到某一家企业。比如山西票号通过票号间的汇兑和借贷，可以有效地办理家族本位召募成本所带来的资金短缺问题。在市情银根紧缩时，票号可以乞助金融同盟中的其他同行获得救急的流动成本，而不必时候依赖家族成本。只管票号的商业规模和扩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家族成本召募和财东投资多元化的制约，多数票号纵然碰着银根紧缩，也仍旧在汇兑和金融业务中信奉和贯彻风险规避。比如在繁忙的农作物进出口贸易时令，票号在各地的分庄须要大量的流动资金来处理往来贩子的汇票，这常日会给票号带来巨大的压力。只管承汇高额商款会给票号带来可不雅观的利润，然而很多位于繁忙口岸的票号分庄却常常谢绝这样的汇兑业务，由于票号不愿意通过向本地陌生店铺获取高利息、短周期贷款的办法获取汇兑所需的流动资金。
此外，票号的分庄也极少在本地吸纳来自陌生客户的存款，不管这笔存款的数额有多么巨大。票号把上述这些交易视为危险的金融操作，由于用借来的现金流处理汇兑业务即是时候面临可能发生的金融挤兑。此外，票号也不肯意为了承兑某一特定的商款而付出高昂的短期借贷利息。
票号的号规和往来信稿进一步证明了他们对付融资的谨严态度，无论票号的汇兑业务多么须要流动资金。1884年，大德通票号在《号规》里反复提醒各处分庄，任何汇往祁县的款项，都必须最少在标期到来之前的一个月奉告总号，在得到批准后，方可“收会”。而在冬、腊这两个月的韶光，很多贩子都会哀求将其汇票快速兑现，以是各分庄在承揽汇兑时更需格外谨慎。否则，“倘遇银势疲滞”，票号各庄就面临被动的局势。因此，《号规》认为零散小宗的汇兑在银根紧缩期间或仍可照做，但是大宗的商款汇兑该当只管即便避免。如果必须要做，一定要提前关照总号，早做方案，否则得不偿失落。
谨慎的放贷者
除了极其谨慎的吸纳存款原则，票号在本地的金融市场也是谨慎的放贷者。有时，票号即便由于收汇远超交汇数量而在手里积压了过多的流动资金，他们也不会轻易放款给陌生的贷款者。这种看似过度守旧的放贷原则实际上是保护票号免受呆坏账侵扰的良方。
事实上，票号日常的汇兑业务已经将其暴露在贷款违约的高风险环境中，由于票号在承汇大笔商款时，有时会预先垫付全部或部分现银，那么票号这种提前兑现汇票的操作就已经具有了短期放贷的性子。此外，票号在山西省外的分庄由于阔别熟习的商业氛围和人脉，在日常汇兑和金融业务中更易受到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的条约逼迫实行力的困扰，由于他们很难评估陌生借款人的信用究竟几何。
《乔家大院》（2006）剧照。
1874年7月，协同庆平遥总号批评其位于甘肃秦州的分号，由于后者将超过12,000两现银存在本地两家钱铺内，而这两家钱铺的本钱只有1,000至2,000两，“并无殷实底里”，以是根本无力吸纳逾万两的票号放款。协同庆责令秦州分号迅速将放款收回，以免遭受巨额丢失。19世纪90年代初，海关税务总司在其《海关十年报告》中也曾提及在重庆的票号分庄险些从不放款给陌生商户，纵然后者乐意支付高昂的利息。
作为预防票号各庄盲目放贷的机制，票号的贷款多基于个人信用而非贷款抵押。如果以分开了历史背景的当代后见之明来看，票号轻抵押、重信用的放贷模式常日会被批驳为巨大的经营毛病，由于这种模式彷佛将票号的放贷置于了一种毫无戒备的危险田地。然而，持这种不雅观点的学者每每都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那便是只有在“二战”后，具有条约逼迫实行法律效力的第三方机构才逐渐在踏入信息时期的民族国家中逐渐遍及。而在处于前信息时期的、以农业为主导的、奉行极简主义政策的晚清中国，具有条约逼迫实行力的第三方机构是不存在的。因此票号深知：就算是实行了抵押贷款，如果不幸碰着对方拖欠还款，票号也未必能够将抵押的货色按时收回。况且，被用于抵押的货色在多数情形下根本无法卖出或变现。
《大宅门》（2001）剧照。
只管票号认为基于信用的贷款是经济和稳妥的放贷模式，不少票庄仍对贷款人的抵押物的安全性给予极大重视。19世纪70年代早期，日升昌长沙分号在中间人的帮助下，从无力偿还欠款的蒋某手里将其抵押的物品作价变卖，并成功回填坏账2000两现银。
19世纪90年代，蔚丰硕扬州分号创造本地某店铺无力偿还贷款，迅速将该号的地皮及盐场地契抵押，在估价8万余两白银后，又经中间人包管，末了议定为分八年归还。经由及时止损，扬州分号将丢失掌握在1万两现银。事实上，多数情形下票号都将以抵押为条件的贷款视为巨大的包袱和累赘，由于将贷款人质押的资产清盘变现不但耗时且不易成功。1900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期间，日升昌西循分号在往来信件中提及：当下省城百余家店铺均面临倒闭风险，因无银可还，以是预备用货色作抵。此事旋即引起平遥总号的高度当心，认为各店铺此举“存心不善”，由于用作抵押的货色在动荡场合排场下唯一的出路便是如垃圾般积压在仓库里。
在19至20世纪之交，蔚盛长票号河南道口分庄曾经给一个印刷厂放款约4万两白银。辛亥革命后，该厂倒闭，因无法还款，后将11台机器抵给了蔚盛长。1920年，时任蔚盛长平遥总号员工的范逢源曾前往道口再次收账，然而这11部早已高度残损机器至此仍存放在一家店里，且早已无法变现。在很多情形下，票号出于掩护与长期买卖伙伴的关系以及坚持其精明的放贷人形象，不得不主动吞下冲销坏账这枚苦果。
1874年，协同庆总号就恒丰益倒闭一事致信重庆分庄，警告后者不要将恒丰益告上衙门，由于“别号交情浅，我号交情深”。一方面，总号反复叮嘱重庆分庄仍要竭力讨要所欠贷款；另一方面，总号再三告诫分庄：“一定不打官司，能要要之，不能要缓之。既有当初之交，今日亦不当薄。况即打官司，亦未能原璧回赵……”信件末端，协同庆总号还不忘批评分号在当初放款时的冒失：“果有其才（指打官司），自早不放此倒也。”
《风雨日昇昌》（2020）剧照。
总之，我们必须将票号谨慎的融资借贷模式放置在19世纪前信息时期的历史背景下剖析和解读。这种以规避风险为核心的借贷原则和实践是票号在已知有限的条约逼迫实行力以及变卖质押资产困难等金融风险时做出的现实回应。
原文作者/王路曼
摘编/罗东
导语校正/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