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祝艺仁 图/凉山州博物馆供应
43年前，冕宁县北门外的小屯村落，一村落民在“脱土墼”（取土制土砖）建房时，挖出了一座古墓，在墓中出土了一件宝贝。这件宝贝是一顶明代束发金冠，由金冠和银簪组成，长方形，高3.4厘米，长8厘米，宽3.8厘米，黄金成色为百分之九十五。金冠先用两股金丝拧成绳状，再编织成卷草花纹图案，其间用金焊而成。冠沿和冠首有1毫米宽的带状花边，冠顶中部由4毫米宽的带状花纹由前而后系续，两头簪孔各有一个葵花，簪孔即为花心。银簪呈锥状，长7.6厘米，一头尖一头为方形。
这件宝贝被命名为缠枝纹束发金冠，现收藏于凉山州博物馆。
“故昭勇将军李义冢志”墓志盖。 陈云庚 摄
束发金冠 明代金银制工艺的实物资料
这顶明代束发金冠，刺目耀眼而夺目，泛着金色的光芒，制作工艺极其精美。但据凉山州博物馆事情职员先容，其实在刚征集到它的时候，已经被压成了一块金饼，后来经由专家的修复，才得以呈现原型。但它是如何征集到？又历经了怎么的修复过程？这些细节就不得而知了。
据史料记载，冠在先秦、西汉时本为“倦持发”之具，它是一件礼仪性的、固定在髻上的发罩，形体不大，侧面透空，与后世戴的帽子在尺寸和功能上均异其趣。而束发冠约创始于五代，它也是固定在髻上的发罩，曾被称为矮冠或小冠。宋代的束发冠可以单独戴，也可以戴在巾帽之内。而到了明代，束发冠的地位变得很分外。明代男子把束发冠掩在巾帽之下，沿袭了宋代在巾下戴冠的那派作风。
明代，按照制度，入流的官员朝服戴梁冠，公服戴展角幞头，常服戴乌纱帽；士子、庶人戴四方平定巾；农夫戴笠帽、蒲笠。虽然后来头巾的模样形状繁多，但束发冠仍是逸出礼数之外的。明人刘若愚在《明宫史〔水集〕·束发冠条》中说：“其制如戏子所戴者。”亦谓此冠如戏装,无论如何不能算是阿谀的话。
因而在明代戴束发冠要达到的效果便是：半彰半隐，似隐犹彰。它是男子首服中虽不宜公开抛露又不愿完备遮起的一份雍雅或华奂。以是，明代束发冠的数量不是很多。《天水冰山录》中清点出来的金厢束发冠、玉冠、水晶冠、玛瑙冠、象牙冠等一共17件，而玉带、各色金厢带的总数却达326条，可见束发冠不像玉带那样，是一套隆重的官服中必备之物。金束发冠夸耀富贵，也显示了其主人的身份并非普通。
金冠制作工艺风雅，图样精美，也为研究明代金银制品工艺供应了实物资料。
据记载，随着手工业工艺水平和技能条件各方面的成熟,明代的金银细工制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明代金银首饰的制造,首先看重样式设计,格局较前代更为新颖，加强了富有吉祥意义的图案设计。在制作过程中，时常采取镂空技能,使较少的材料表现出较大的体积,镂空后的金银饰件更加精细、能干，极具装饰效果。
束发金冠便是大量采取了累丝和焊接的制作工艺，由此反响出明代金银首饰的装饰题材、造型设计及工艺技法等各方面达到相称完美的程度。
“昭勇将军”李斌后人仔细辨读墓志原碑碑文。 陈云庚 摄
金冠主人 宁番卫最有权势的人物
如此精美的束发金冠，主人是谁？当年，在冕宁县城北的小屯村落明代砖室墓中，同时出土的还有两通买地券碑刻。从买地券中可知，墓主人生前任职宁番卫军民指挥使司，授昭毅将军衔。去世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终年八十岁，是生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的明初人。但因墓中未置墓志，对去世者籍贯经历都不清楚。金冠主人背后的故事也成了谜。
韶光来到2011年11月27日。那天，冕宁县城厢镇大垭口村落新屯子培植工地一片繁忙景象，现场管理职员陆宗伦和杨学渊像往常一样站在装载机旁监督施工。溘然，正在转运腐殖土的装载机铲斗彷佛碰到了什么硬物，发出“咣咣”的闷响。杨学渊和陆宗伦循声誉去，铲斗下方瞬间现出排列整洁的墁地方砖，陆宗伦下意识地说：“快停下来，挖到古墓了！
”
陆宗伦的判断不无道理。实在，4000㎡的大垭口村落新屯子培植工地原是面积约10亩的李家坟园。对付这片形似“金盆养鱼”的宽平塽垲的台地，以及位于个中的李家坟园，土生土长的大垭口村落1组村落民陆宗伦再熟习不过了。
“装载机一铲斗就撮到了墓底，墓坑中到处是散落的大青砖，我赶紧跳到墓坑中，看到底有什么东西，结果只创造两块还没有糜烂的棺材板，一层三四公分厚的灰玄色淤泥。”陆宗伦回顾当时的环境。后来，连续事情的装载机的铲斗又碰到了硬物，发出清脆的响声。这一回，陆宗伦和杨学渊创造了一件不同平凡的东西。那是两块扣合在一起的长方形的青石板。由于两块石板已被装载机铲斗撬松，以是很随意马虎就掰开。石板粗糙的一壁在外，光滑有字的一壁相向扣合在一起。不一会儿，石板周围就挤满了前来看稀奇的人，由于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知道，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李家坟园就挖出过“金帽花儿”。而村落民口中的“金帽花儿”正是本文的“主角”——现珍藏在凉山州博物馆的缠枝纹束发金冠。
那么，这次出土的两块青石和缠枝纹束发金冠有何关联？两座墓的主人又有何关系？是否能从中得到一些金冠主人的信息？
“昭勇将军”李斌后人指认墓志碑出土位置。 陈云庚 摄
随着研究的深入，考古人员创造，两块青石板便是昭勇将军墓志碑。从墓志获知，墓主人是明代宣德年间昭勇将军（正三品武官）、宁番卫（今冕宁县）军民指挥使司指挥使李斌，祖籍维扬（今江苏省扬州市）。李斌为明洪武年间怀远将军（从三品武官）、指挥同知李通之子。李斌在李通致仕（官员年迈离职）后袭任怀远将军，供职于建昌前卫。永乐初年，李斌参与平定“交阯（即安南，今越南）”之战，在摧毁安南黎氏政权（即“黎寇”）主力军的富良江（今越南红河）决斗中“斩获贼众及渠首”，因功升任昭勇将军指挥使，于明宣德二年（1427年），调任宁番卫军民指挥使司指挥使。
李斌生于明洪武壬子年（即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卒于来日诰日顺丁丑年（即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享年85岁。和当时建昌（今凉山地区）诸卫的中下级军官一样，李氏家族的“宁番卫指挥使”是“世袭”的，而且按照古代通畅老例，实施“嫡宗子继续制”，由其宗子李善继续。也便是说，这件缠枝纹束发金冠的主人李善，便是宁番卫军民指挥使司指挥使李斌的宗子。
昭毅将军李善墓在昭勇将军李斌墓右前方7米旁边，且李斌、李善父子二人的宅兆朝向都是“子山午向（坐正北朝正南）”。这也难怪，当年的李氏父子本来便是宁番卫最有权势的人物，以是能够霸占“面南背北”的尊者之位。
和束发金冠一起出土的两通买地券碑刻之一。
屯田移民 大批内地汉族迁入凉山
从李斌的墓志上可知，李斌、李善父子二人祖籍维扬,为何千里迢迢来到凉山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及凉山历史上的第四次大移民——明代的“屯田移民”。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结束了蒙古人的统治，于南京应天府称帝，年号洪武。凭借自己的坚毅果敢，出身平民的朱元璋在军中和民间都深得民气。他采纳谋士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策略，迅速而隐秘地扩展着自己的实力。几年韶光里，朱元璋出生入死，召募了百万兵力，在完成“高筑墙”的计策支配后，便动手实施“广积粮”了。
游牧民族统治的元代，对农耕社会的管理存在一定毛病，明朝建立后，要安抚万千百姓，势必得让公民有地种、有饭吃。而国家刚刚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战役，为掩护政治稳定，仍有弘大的军队须要养活。初期，军粮的来源紧张是靠强征，即征收“寨粮”，但长此以往，军队就会成为纯粹的毁坏力量，失落去民心。为办理粮食问题，朱元璋决定实行“屯田法”。
屯田的策略虽古已有之，但明太祖朱元璋秉持着“寓军于民”的思想，又将屯田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为尽快规复经济，使百姓安居乐业，朱元璋采纳了一系列方法，鼓励开荒种田。他部下的一名蒙古官员梁埜先帖木儿向朱元璋建议，北方战乱往后，人口剧减，许多荒地无人耕种，不妨调集百姓，从人多地少的地方，往地多人少的地方迁徙。朱元璋连连夸奖，立即安排人手筹办此事，很快，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移民。
另一通买地券
早在秦汉期间，为理解决军需、节约本钱，部队驻扎之处均屯田垦边。两千多年来，作为北攻成都、南控云南的一处计策要地，凉山从未被任何朝代忘却。汉武帝为打通“西南夷”，从成都平原出发，途经凉山再到云南，沿途设置民屯；唐懿宗咸通年间为抑制南诏发展，大量屯兵凉山；元代的版图向南扩展至云南后，亦在凉山设置军屯；到了明代，凉山则是安置移民、办理地皮和粮食问题的一处绝佳之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政府派大军出征西番，内地防务较空，前朝遗臣月鲁帖木儿利用这一机遇，在建昌（今西昌）发动叛乱。他先后联合德昌、会川（今会理）、迷易（今米易）、柏兴（今盐源）、邛部（今凉山北部）土军万余人，杀官军、掠屯牛、烧营屋、劫军粮。一韶光建昌形势骤变，川滇震撼，明朝廷紧急指派开国大将蓝玉，率领“京卫及陕西兵一万五千人戍之”。
经由一番激战，月鲁帖木儿败走盐源，被蓝玉部队所获，明军先后擒杀了参与叛乱的土官，一场动乱终于平息。蓝玉的部队中，有许多是安徽、甘肃、浙江和陕西人，他们平定叛乱后，为坚持建昌场合排场的稳定，便留在了西昌一带，屯田垦边。
为了巩固对边防的统治，明朝模拟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建立起了一套“兵自为食”的卫所制度。根据当时的制度，卫和所是两级机构，大约5600人为一卫，1120人为千户所，120人为百户所。卫所都设置在一些计策地位十分主要的地区，它们在明王朝的统治中，起到了关键浸染。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不愿刚刚平定的凉山再遭变数，元太祖朱元璋在凉山设立五卫，分别是建昌卫军民指挥使司（今西昌老城）、宁番卫军民指挥使司（今冕宁城关）、盐井卫军民指挥使司（今盐源卫城）、越嶲卫军民指挥使司（今越西城关）、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今会理城关），从属于四川行都指挥使司，史称“建南五卫”。本日西昌的明清古城墙、会理北城门便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
五卫及下属的千户所、百户所的主座，基本都是长期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的中下级军官，他们深得朝廷信赖，被委任管理建昌地区的各级卫所。这些军人带着自己的妻儿来到凉山，就此扎根。
从李斌、李善的个人信息可推知，他们的先祖便是明代移民而来，属于军屯的后裔，且从李斌的父亲李通就开始在冕宁任宁番卫指挥同知，明洪武年间受封为“怀远将军”，致仕后李斌袭“怀远将军”衔，供职于建昌卫。李斌过世，其宗子李善袭任宁番卫军民指挥使，并受封为“昭毅将军”。
本日西昌的明清古城墙便是“建南五卫”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钟玉成 摄
李善买地券 见证时期的社会形态
文物可以说是一个时期的见证者，通过文物，我们能更多看到这个时期的社会形态。
与束发金冠同时在昭毅将军李善墓中出土的两通买地券，券长35厘米，宽30.5厘米。个中一通正面阴刻楷书“后地皮祇山口百灵象”，四周刻八卦；另一通正面阴刻楷书“墓中昭毅将军李善公”，四周亦刻八卦。背面均阴刻小褂内容基本同等。从记载业绩可知，墓主李善生于明建文帝元年（1399年)，卒于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两年后葬于宁蕃卫之北原。
买地券不仅为墓主姓名、身份和金冠的详细年代供应了确切依据，并为明宁蕃卫指挥使司官衙的地理位置供应了第一手资料，有一定的补史代价。
从凉山州境内历年出土和创造的资料来看，买地券紧张创造于明代期间，这可能与明代大量迁入汉民族居住有直接关系。下葬地券的实际意思是反响了人们对地皮私有的霸占。即生前拥有地皮享用，去世后仍哀求永久霸占墓穴，不受陵犯。它解释了明代期间，凉山的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形。在凉山出土的明代初期地券的形制、券文的格式，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但是到了明代后期，则多“村落巫”措辞和刻画符篆等习俗，乃至长期停丧在堂,并由堪舆阴阳术士择地点穴才能安葬,以是李善墓出土的买地券，为后人研究古代社会经济、民间宗教崇奉、丧葬习俗供应了主要的实物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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