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的土瓦房坐落在街道南面的小庄儿上，它已在风雨里扭捏了四五十年。我从未曾见过它最初的样子容貌，影象中它早已是有些干瘪与破败的。瓦片残破斑驳，黑白相间的屋顶两沿儿，仍是那旧式的青砖堆砌成的龙头造型，看上去神秘极了。红砖早已退成橙黄色，偶尔的一场雨才让它稍显年轻些。
土瓦房扭捏了四五十年，我外公也确实守了它四五十年。外公又是若何的一个人呢？铜玄色的皮肤，油光锃亮的脑门，小小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厚厚的老花镜，他是半个农人，半个贩子。他是爱学习的，搞笑的是每次看书看报总把眼镜推到光秃的头顶上，眯着眼看若无其事的看着。以前我总爱调侃他：“别人看书看报总要架上眼睛，还没见过你这样的呢。”他总笑着不作回答。他爱识字也爱问我字，那天他见告我出去看大戏的时候，途经了一个村落落叫犇庄。他问我“犇”怎么读？我哪里知道，便敷衍跟他说等我转头给你查查，可是一查就杳无音信。下次见面时他又会有新的字，有时乃至是洗涤液的身分表。是的，他对字充满了好奇，我总想若是从前有条件，外公一定会是个极好的学生，可这世上哪有那么多“若是”。不过幸运的是对汉字认知渴求的心被他一起保存到了现在。他和我之间这样的请教从我上小学到现在断断续续了好多年。
土瓦房拆毁前的正面照
再说这土瓦房吧，不过是东中西三间房，西面又连着一间大房。房前有一个穿堂，可穿堂里常年堆着杂七杂八的东西，早已无法穿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一摞摞比人还高的废纸壳儿被外公系缚得整整洁齐码在那里。外公总是喜好一天到晚在这个小天地里忙活，他总是有忙不完的活计。那天，外公晃着正常的红漆老木门，老木门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咦，这门糟了。”(糟了便是不好了，不结实了)他彷佛才知道这件事似的，忙上屋里剪下一块轮胎皮，呼唤我搬来小板凳，抡起小锤儿，叮叮咚咚的钉了起来，而后总用手按按那补补丁的地方露出满意的笑颜。穿堂的石柱上，依稀残余着一首黑墨写就的诗：“院有梧桐凤凰落，家中贵子上大学……”后两行早已斑驳不清，褪去颜色。听外公讲是一个要饭的留下的。我说：“那要饭的能还识字吗？”外公说：“不呛，真是吃不起了，才出来的。”(不呛便是不一定的意思)外公的话总能伴随他那欲言又止的表情，捎带着我一起被拉回那糟糕的年月。
土瓦房拆毁前的西侧
日子过了又去，一场暴雨里，土瓦房上开始有瓦片顺着那早已棱角不分的屋顶，重重的摔在地上，屋子开始有些漏雨，再后来小庄儿上各种各样的新居拔地而起，土瓦房越来越显突兀了。是的，舅舅也要盖属于自己的屋子了。从前我总以为土瓦房是那样的小，有时西间房还被生养的大母狗给占着，可就在土瓦房被搬空的那天，我忽然创造原来它是那么的大，可这创造难免不免有些太迟了。工人们开始下手了，瓦片被重重的摔在地上，外公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再也受不明晰。他哭了，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静坐在某个角落掩面而泣，他只是开始做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活儿来遮盖统统，比如他把废纸壳从这里搬到那里，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眼圈开始泛红，泪珠儿已啪嗒啪嗒的掉了下来，落在那厚厚的镜片上。
土瓦房拆毁前的东侧
外公怎么能哭呢？一位屯子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怎么能在自己已成人的儿女面前，在自己的孙子孙女面前哭呢？他想遮盖，匆忙停下手里的活儿，悄悄的擦泪。可这统统还是被创造了，最先看到的是我的哥哥，哥哥有些惊异又有些难熬痛苦，木木怔怔的站着，不知该说些什么。小姨也看到了，走到哥哥阁下笑着对哥哥说：“你看你姥爷哭什么，你舅给他盖新居子，不比这土瓦房敞亮多了啊！
”是啊，外公，新楼房贴着白瓷砖光洁敞亮，不比这土屋敞亮多了，您又在哭些什么呢？”
我的爷爷是地隧道道的农人庄稼汉，情绪总是有些笨拙，我长这么大，从未见他哭过。和我的爷爷比较，外公的情绪是那样的细腻，我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写作的那颗敏感的心，或许更多就来自于这个堕泪的老人吧。
春天来了，院子里的杏树又开满了洁白的花。一阵风吹来，那些裹着红蕊的杏花摇荡着，飘落着。小洋楼盖起来了，米白色的瓷砖在阳光下发亮。外公又一次走到正堂屋门前，镶着金赤色钢边的玻璃防盗门是那样的结实，那样的冰凉。“这门是铝合金的？真结实。”他自言自语着，可也他笑了。这门倒是再也用不着补了。
外公的背影
袁小溪的日子
于二零二零年正月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