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纸就像“诏书”，只要他贴了，别人看到就不会再要红包。办案民警说，红纸起到“立威”的浸染，相称于行规：我要过了别人不可以再要，实际上是立山头、划地盘。
全文3413字，阅读约需7分钟
任国明在手机上看到自己名字时，很朝气，也很不屑。
媒体的宣布中，他的头衔是“乞讨团伙帮主”。任国明否认自己是帮主，他对新京报说，“我跟这些人关系都不好，他们谁听我的？都是由于利益才在一起。”
任国明目前处于监视居住阶段。2016年2月27日，任国明、陈宇辉、杨纪兰、张晓翠、王清滨等人，在浙江温州苍南县龙港镇泰安大酒店前，利用“拉红线”的办法，向办喜事的蔡金树讨要公民币150元，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2018年4月18日，苍南县公民法院审理“乞讨团伙”以强行乞讨办法寻衅滋事案，该组织的3名成员杨纪兰、张晓翠、王清滨因寻衅滋事罪分别被判有期徒刑7个月、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任国明另案处理。
随着任国明被抓，这个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红白喜事上乞讨多年的“乞讨团伙”彻底覆灭。新京报从苍南县公民审查院获悉，除上述3名已讯断成员外，“乞讨团伙”剩余的8名骨干成员，1人去世亡，2人取保候审，2人监视居住，另有3人在逃。
━━━━━
“都是由于利益才在一起”
▲苍南警方打击“乞讨团伙”现场。 苍南县公安局供图
2018年5月，任国明在手机上看到当地媒体对“乞讨团伙”的宣布。他对媒体宣布中称其为“帮主”表示不屑，“我跟这些人关系都不好，他们谁听我的？都是由于利益才在一起。”
乞讨团伙在当地有名度很高。本地一位市民见告新京报，2016年以前，在龙港本地的婚礼中，遇不到乞讨反倒很少见，有时一场婚礼能碰着三四拨人。在当地一家彩票店，提起“乞讨团伙”，在座的5位市民均称，其在亲友的婚礼中均见识过“乞讨团伙”讨要红包。
2016年2月27日，任国明、陈宇辉等人，在浙江温州苍南县龙港镇泰安大酒店前乞讨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任国明落网，“乞讨团伙”覆灭的被当地媒体宣布，帮主“任我行”浮出水面。苍南县法院见告，“乞讨团伙”成立于2011年前后，以任国明为首，有固定成员11人。一审法官许明举透露，“乞讨团伙”成员中，包括年事偏大、缺少职业技能或身有疾病、残疾职员。
任国明及另一组织成员陈宇辉证明，在乞讨团伙形成前期，以“前帮主”李方辰为代表确当地派拥有绝对“威信”，其“部下人多、名气旺、熟习风尚”。任国明回顾，在前期的乞讨活动中，他多跟随本地帮学习讨要手腕。
任国明、陈宇辉等人均为外地职员，在“乞讨团伙”形成过程中，乞讨团伙中外地派与本地派的领悟经历了长达数年的过程。
陈宇辉说，前帮主李方辰眼部、腿部皆有残疾，病逝后，本地派与外地派一定程度上实现合流，形成本日的“乞讨团伙”，任国明顺理成章成为“帮主”。苍南法院先容，任国明成为“帮主”后拥有诸多“权力”。如有新人要加入乞讨团伙，须要任国明的赞许；讨要的喷鼻香烟，必须全部给任国明；讨要红包的数额，由任国明定，所有成员不可擅自变动。
虽然任国明对以上说法逐一否认，但陈宇辉则证明，任国明在后期作为组织领导的说法毫无疑问，但并不拥有绝对威信。“有的人听他的，有的人也不理他。”
━━━━━
要得太“过火”
本地帮和外地帮没有领悟之前，由于讨要红包“过火”，乞讨团伙遭遇了一次重大危急。任国明说，当时乞讨职员派系林立，相互之间没有默契，常会涌现一场婚事“走马灯”式轮番上阵，讨要金额也有漫天要价的情形，连他都以为要得太“过火”。
据都邑快报宣布，2012年5月2日，龙港一位市民在婚礼上先后遭遇6拨“乞讨团伙”成员乞讨后，愤而报警。此后，多位受害人将遭遇发布到微博上，引起大量受害人共鸣。时任温州市委布告陈德荣作出指挥，哀求公安和当地政府对这一恶意乞讨行为武断打击，还百姓以安宁。
▲2012年，苍南县公安局抓获一名“乞讨团伙”女性成员。苍南警方供图
当年5月9日，在旧历属于“黄道吉日”，苍南警方根据日期特点，预判“乞讨团伙”会大规模出动。当天，苍南警方出动上百名警力，共抓获50多名“乞讨团伙”成员。这些人被处以治安惩罚或警告。任国明因在家搭棚子躲过一劫。
本地帮和外地帮领悟，让乞讨办法统一起来。办案民警透露，乞讨团伙组织化往后，虽然当地仍存其他乞讨团体，但都较为零散，无法与“乞讨团伙”相提并论。
2016年1月21日，苍南本地人杨益光在距龙港镇6公里的家中挂起气球、贴上喜字，准备欢迎越日儿子的婚事。中午时分，一张10厘米见方的红纸，贴在了杨益光家一楼的门框上。
▲划地盘所用的红纸，一样平常在婚礼前一天贴至受害者家门上。 苍南县公安局供图
这张红纸附有手机号码。随红纸而来的，便是任国明。一审判决书显示，“乞讨团伙”成员任国明在苍南县宜山镇环城南路，向杨益光强行讨要公民币102元。杨益光回顾，任国明径直走到他家一楼的楼梯口，“我假如不拦着，他直接就上楼了。”
红纸就像“诏书”，只要他贴了，别人看到就不会再要红包。办案民警说，红纸起到“立威”的浸染，相称于行规：我要过了别人不可以再要，实际上是立山头、划地盘。
多年来，虽屡遭警方打击，乞讨团伙仍顽强成长。苍南警方透露，自2012年开始，当地警方多次组织对乞讨团伙进行打击，但因单个案值眇小、当事人不合营、取证难等缘故原由，一贯无法对其成员进行刑事惩罚。
━━━━━
帮主“任我行”
监视居住阶段，任国明仍住在龙港——一顶200多块钱买来的帆布棚子里。年逾6旬的任国明牙齿险些全部脱落，双手不知因何疾病一贯肿胀、抖动，嘴角在说话时会流下口水，须要用手一直擦拭。放弃乞讨后，他做过很多职业，收废品、抬重物、在白事里做护工，乃至还捞过尸体。
▲处于监视居住中的任国明，自称已与成员断绝联系。 新京报 卢通 摄
“街坊都跟我说，你这下可厉害了，都上了新闻了。”任国明讨厌“乞讨团伙”这个称呼，“乞讨团伙这个名称很难听。在人们眼里，托钵人便是讨饭的，一来讨饭别人都厌恶，都要走。”
苍南县法院供应的资料显示，任国明今年57岁，安徽蒙城人，江湖人称“任我行”。因其在龙港已超过二十年韶光，在乞讨团伙中有一定影响，被同等保举为“帮主”。
对付“帮主”之称，任国明在接管新京报采访时，一口否认：“你看我像帮主吗？”但他承认，“任我行”这一外号确实为自己所起，其目的是增加有名度，也方便在乞讨中隐蔽自己的真实姓名。
任国明说，1998年，他花5块钱扒火车来到杭州，后因探求同乡来到龙港。任国明称，至龙港初期，他曾在龙港供电所打过零工，因不能干重活，靠看守杂物挣一些零钱，但微薄的收入“连用饭都困难”。当时，龙港婚礼上要红包的习俗已存在，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学着本地托钵人前去乞讨，逐渐成为“乞讨团伙”的一员。
━━━━━
乞讨套路
民警透露，“乞讨团伙”详细的发展脉络已很难考证，根据警方节制的情形，乞讨团伙成员一开始创造婚礼讨红包有利可图，然后把老乡带进来，团队内部多为以老带新，延续下来。“在团队发展上，可能并没有主不雅观意识去推动组织的发展壮大，只是人多了好要，他们就多接管一些人，如果人太多阻碍了分赃，就会掌握人数。”
苍南法院供应的材料显示，“乞讨团伙”每逢吉日，各成员在苍南县龙港镇等地探求办红白喜事的家庭，分组进行乞讨，并规定不管红白喜事，红包一律开口要220元加两包中华喷鼻香烟。如果不听安排，乃至可能遭到开除。每天所得红包会均匀分配给成员。
碰着好日子，任国明会提前打电话关照其他成员，他们会在龙港街头逛，看到谁家门口挂气球，即可判断有婚事。或者在花店蹲守，看结婚用的气球送到哪里，确定好地点后，提前一天上门讨红包。此外，捡废品的人和三轮车夫也会供应线索，如果供应的主家线索没有被乞讨过，就可以领取10元奖金。
多位成员向新京报表示，虽然分组讨要避免了“大帮哄”的风险，但分组讨要中，常涌现部分成员隐匿金额不上交的情形，这会立即遭到“帮规”的惩罚。任国明回顾，有一次他单独讨要来红包后未和其他成员分享，曾遭李方辰辱骂、殴打，“被打得在床上躺了两天。”
除分组乞讨，乞讨团伙在讨要手腕与讨要金额上也有讲究。办案民警称，220元的红包金额是乞讨团伙经由长期总结得出的安全数值，既降落风险，又保留还价空间。
一审判决书称，讨要红包的办法为拦婚车、纠缠被害人、口头威胁。对此，任国明、陈宇辉同等称，乞讨团伙讨要红包从不采纳逼迫手段。任国明说，“我多年来要红包从来未曾强制别人，别人给我就拿着，不给我就走。”
虽然任国明一口否认，但陈宇辉曾亲眼见过任国明用拉红线的办法阻拦婚车，详细方法为，在婚车前拉一根红线，婚车即不敢通过。在当地习俗中，婚车如不加理会直接通过，则被视为“闯红线”，是十分不吉利的做法。在这种情形下，讨要红包多数会成功。
主审法官许明举表示，虽然紧张成员均否认“强行讨要”，并将之归结为本地风尚，但“乞讨团伙”的行为早已超出这一界线。在“乞讨团伙”案件中，乞讨团伙成员主动讨要、明码标价的行为，均已超出传统风尚的界线，对公序良俗是一种危害。
任国明至今未婚，他偶尔和侄子在微信上谈天，侄子担心大伯即将面临的审判，“他跟我说，（劝我）这次进去要好好改造。”
（文中人物除许明举外，别的均为化名）
新京报 卢通 编辑 曹林华 张太凌 校正 王心
值班编辑 吾彦祖 花木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