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出发点城市，全市现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824处。“泉州：宋元中国的天下海洋商贸中央”由多处代表性遗产点组成，包括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天后宫等，涵盖18处国家级文保单位和4处省级文保单位。
会颠末议定议认为，“泉州：宋元中国的天下海洋商贸中央”反响了特定历史期间独特而精彩的港口城市空间构造，其所包含的22个遗产点涵盖了社会构造、行政制度、交通、生产和商贸诸多主要文化元素，共同匆匆成泉州在公元10-14世纪逐渐崛起并发达发展，成为东亚和东南亚贸易网络的海上枢纽，对东亚和东南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宋元期间的泉州，如何在阔别中原、附近“荒服”之地，面向大海，开拓出了一块本难为正统所兼容的跨文明沟通空间？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天下》。
《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天下》，王铭铭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4月版。
原作者｜王铭铭
摘编｜李永博
边陲的拓殖
无论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泉州学”，其说法都是重视泉州区域发展周期中衰落期（明清期间）来临之前那10个世纪的“过去”。如前文提到的，在施坚雅的阐述中，这10个世纪因此泉州为中央的东南宏不雅观区发展周期的第1至2期，而这两个期间分别是：（1）3世纪至10世纪前期，区域社会经济一体性的形成期；（2）10世纪至14世纪早期泉州天下性贸易体系的形成期。在这两个期间中，泉州相继发生了如下值得关注的变迁：
其一，在“衣冠南渡”的名义下发生的大量北方汉人的迁入。
这个过程开始于秦的“南平百越”。秦为了统一中国，在百越地区荡平原始的越人部族势力之后，在南方山地及沿海地区输入汉人50万，个中一支，在福建“与越杂处”。秦开始的汉人迁入历史，在三国期间得到延续，但此时汉人紧张开辟福建北部地区。第一次大规模汉人迁入的事宜，发生于东晋“永嘉之乱”之后。那个阶段，“中州板荡”，衣冠士族南向迁徙，进入福建者，听说有林、陈、黄、郑、詹、邱、何、胡等“八族”。这些迁徙氏族考虑到“中原多事”，因此没有北向回归，而是在东南地区留居，使得东南沿海地区在六朝间。
“仕宦名绩”突现。北方汉人第二次大规模的入闽，发生在唐后期和五代期间。唐后期，北方地区再度涌现战乱，一些人为了躲避官僚政治引起的冲突和强权混战引起的动荡，纷纭迁移到福建，这些人中，有富有士族，有平凡民众，也有流芳后世的流寓士人（如，为躲避奸臣伤害带着族人来泉的韩偓、避乱的罗隐、遁世隐逸的秦系）；而与此同时，另一些在北方孕育出来的军事化势力，也来到闽南探求开拓机会。
位于承天寺的闽国三王祠（作者摄于2004年）
唐时开拓漳州地区的陈元光，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王潮、王审知兄弟，亦是如此。引来最多北方移民的是五代十国期间的闽国（909—945年），此国为王潮、王审知兄弟创建，王审知在其统治闽国期间，引来了大量中原移民。
据《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僭伪列传一》，“王审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父恁，世为农人。唐广明中，黄巢犯阙，江、淮盗贼蜂起。有贼帅王绪者，自称将军，陷固始县，审知兄潮时为县佐，绪署为军正。蔡贼秦宗权以绪为光州刺史，寻遣兵攻之，绪率众渡江，所在剽掠，自南康转至闽中，入临汀，自称刺史”。后来王潮取代王绪，成为统帅，在泉州引兵攻打“为政贪暴”的刺史廖彦若，“军民若之，闻潮为理整肃，耆老乃奉牛酒，遮道请留”，王潮始担泉州刺史。王潮、王审知在东南征战，大获胜利，“尽有闽、岭五州之地”，建威武军于福州，以潮为节度、福建管内不雅观察使，审知为副。王潮过世后，王审知于唐末为威武军节度、福建不雅观察使，累迁检校太保、封琅邪郡王；梁朝开国，又累加中书令、封闽王。据泉州期间，“闽中与中国隔越”，王审知“起自陇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安歇。三十年间，一境晏然”。
王氏据有全闽，一时衣冠士族与之俱来，其后闽国政权折节下士，开四门学，以育才为急，礼遇唐末士大夫南来者，设招贤院以馆之，使大量北方氏族（有名者计五姓）随之南来，而福建北部氏族大姓（有名者计十一姓）亦纷纭南下，使泉州涌现一个王谢聚居的局势。
王氏政权退出泉州后，在后唐“晋江王”留从效、陈洪进的统治下，士农工商各得其所，外洋贸易持续升温。
其二，南渡后，汉人在这个区域营造生产基地和居住聚落，营造“核心区位”。
泉州地区核心区位体系之形成，与北方汉人的迁入在韶光上同步。3世纪至10世纪几度大规模北方王谢南迁，在人口的社会组成上显然不仅包括王谢的家族成员，而且还包括随这些王谢南迁的平民家庭。社会身份不同、拥有财富有别的人口抵达泉州地区时，面对的是一大片有待开拓的地皮。为了在这个地区得到生存上的保障，南迁的北方氏族与家庭形成了较为紧密的互助关系和聚居群体，以集体力量来应对边陲处境。秦、汉、东晋期间的移民，既已首创分散的聚落，居住于这些聚落的人们也建立了以农产品和手工业剩余产品的交流为中央的低级集镇。到了隋唐期间，比低级集镇更高一级的核心区位得到进一步的培植，而到闽国期间，泉州地区已经具备了村落、市镇和城市的完全区位体系。
也便是说，3世纪至10世纪之间，泉州地区的区位体系经历了一个转型，从相对疏松过渡到了隋唐的分布广泛、组织严密。在这个过程中，聚落社区之间的贸易对付泉州区位体系一体化起到关键浸染，与此同时，行政建制一样起到关键浸染。在秦平百越之前，泉州为越地，秦置闽中郡。这个地区虽为秦闽中郡地，但所受到的朝廷掌握并不严密。汉立闽越王，泉为闽越国地，至东汉属会稽郡，三国属建安郡，而晋太康年间析建安郡为建安、晋安两郡，至隋末未有本色性改动。在以上诸期间，变动中的各种政权对付泉州区域的行政掌握，显然十分微弱。随着社会经济区位体系的成熟，这个状况发生了改变。
九日山祈风石刻（作者摄于2004年）
施坚雅在比较中央和边缘地区的行政建制时说：
区位行政制度的基本策略是，把县级单位的规模调度为与宏不雅观区域构造对称的形态，即把核心地带高收入区的人口数量最大化，把不屈安的边陲地区的人口数量最小化，进而在府级单位的核心地建立多个县级单位（其目的是在朝廷财政收入所依赖的高税区用尽可能少的府原谅尽可能多的县），在其边陲地区放置较小数量的县级单位（其目的是简化掌握的环节并在危急时候对地方官加以严密监视）。区位行政体系中首府的细部分类，完备反响区域核心—边际构造、行政首府在经济核心地点级序中的位置、掌握的空间跨度、紧张行政任务的明确性。这一包括官位设置、行政级别、品位的繁芜制度，使中心政府有能力最大限度地利用其行政职员。
从整体面貌来看，唐以前，泉州基本属于施坚雅所界定的那种边陲性的行政区域，即在州下设置少量县级行政单位来掌握地方社会。但是，到了唐至五代，状况涌现较大变革。唐景云二年（711年），以武荣州为泉州，开元六年（718年），州领五县。五代十国后梁开平三年（909年）王审知为闽王，泉州为闽王国重地，此后泉州的属地得以扩大，至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析晋江地置惠安县，割所属莆田、仙游别为兴化军，长泰归漳州，此时，泉州领七县（南安、晋江、永春、德化、安溪、同安、惠安）。与领地得到扩大同时，泉州下属县域的范围逐步得到确定。而地方行政区位体系的逐步确立，并没有导致泉州变成以军事—行政监控意义上的“镇守”为目的的“城”；相反，身处此间分合不定的“天下”中，泉州“市”的势力持续放大，民间积累大量财富，随之作为行政区位的泉州，也成为朝廷财政收入所依赖的高税区。
清净寺（正原摄于2015年）
其三，在人口膨胀的压力下，区域交流体系得以形成，个中，外洋贸易的发达成为“地方特色”。
北方的移民来到泉州地区，给当地原住民（闽越人）带来北方“农业革命”的成果。在汉人迁入闽越地区之前，在这里生活着的闽越人，拥有丰硕的自然资源，他们无须从事大规模农耕，便可生存。当闽越人以渔猎—采集和小规模农耕为生存之时，北方大地上，因数千年前早已涌现过“农业革命”，人们已分开“自然经济”；随着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那里的人口大规模增长，早已超出本来的垦植办法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为应对这一压力，生产关系和垦植技能进一步优化，造就第二场“农业革命”。迁入泉州地区的北方汉人，初到此地，带来效率较高的生产关系和垦植技能，在人口还未造成压力之前，他们依赖这种关系和技能，创造了大量盈余，为这个区域剩余产品的流利和产品流利中区域经济体系的一体化供应了条件条件。
然而，唐以前南迁的汉人，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随着韶光的推移，他们被迫面对如何适应当地地理和物产条件的寻衅，这尤其在人口大量繁殖、会聚之后，更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就福建的诸地区而言，泉州地区地理、景象条件与北方地区相对更为靠近。这里山地居多，少有的可耕地皮，或面积狭小，或贫瘠不堪；虽水涝频发，却属整年重干旱地带，为南方少有的适宜栽种小麦、黍、豆类的地区。而小麦、黍、豆类正是北方汉人在“农业革命”往后长期习气食用的农产品。出于对这个地理、物产条件的习气性适应，迁入福建的北方汉人涌现了向泉州地区聚居的方向。起初，这个聚居的方向对付当地的发展不但没有不利之处，反而促进了它的经济开拓。
但是，到了唐—五代，人口聚寓所造成的物产相对不敷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相对付人口的物产不敷问题，在同一期间又为当时行政建制的改动所加重。唐后期至闽国期间，成为“以经济事情为中央”的州，政府在这里鼓励相对自由化的经济活动，从而进一步导致了附近州县人口向泉州的聚迁。例如，唐元和年间（806—820年），福建的福州、建州、漳州、汀州人口均大幅度低落，而唯独泉州涌现了人口大量增加的征象。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当时泉州的分外经济地位引起的人口聚迁，表现得十分明显。与人口压力的涌现同时，农业的进一步开拓也受阻于泉州地理环境的制约。历史上关于泉州农业环境的记载很多，而且大多持负面的评论。如乾隆版《泉州府志》卷十九《物产》云，“泉地斥卤”，“桑蚕不登于筐茧，田亩不敷于耕耘”。除生产的条件局限之外，泉州长期遭受不利于农业的水、旱、风灾。
在上述背景下，泉州人面临着一个在经济上进行重新选择的机遇和压力，而在地理条件下，比较农业，这个地区一个较为有利的条件是处于中原与外洋“岛夷”之间，而且其沿海地区分布着天然良港。利用这个地理空间的交卸地带上风，发展对外商业贸易，对付人口压力的办理和泉州的进一步发展，显然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与此同时，在边陲地带，商业没有像在政治中央那样受到人们的鄙视。因此，外洋贸易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选择。
元十字架石刻（正原摄于2015年）
其四，地方政府和士绅互助的城建奇迹，适应商业贸易规模扩大的须要，而选择扩大城市地理覆盖面及“大都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力。
从韶光上看，这个过程从唐后期延续至元末，是泉州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从中国的“大历史”视野不雅观之，这个阶段，历史涌现了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历史大循环，此间，先是涌现了隋唐的统一，接着涌现五代、宋、辽、金、西夏的分裂，末了涌现元的大一统。在这个阶段中，治乱的统治者之族性并不固定。然而，就泉州地区自身的历史来看，这个期间的突出特点，是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发达。唐中期往后，中国对外陆路交通不便，中外贩子越来越多利用海上交通进行贸易。这个对外交通路线的改变，匆匆成了既有的中印互换路线向包括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天下）的更广泛的互换路线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泉州与交州、广州、扬州一道，作为中国南方四大港口，扮演着贸易的积极推动角色。在唐后期至北宋初期之间，泉州的民间贩子已经积累了十分发达的航海知识及与外洋诸国进行商品贸易的履历。不过在唐代，这个城市的对外合法贸易，都需通过广州的市舶司审批，因而在经济上形成了对广州的依赖。这一点在相称大的程度上制约了泉州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闽国至南唐期间，在分治王国的管理下，泉州对广州的依赖关系逐步松懈。闽国的统治者王审知家族采纳保境安民、褒奖外贸的政策。接着，留从效为了保障泉州的对外贸易，也继续了王氏家族的管理传统，鼓励公正买卖，拓展泉州的商业活动。
泉州的商业活动，重点是南洋转口贸易。在五代期间，这种贸易所带来的税收成为闽国的紧张财政收入，因此得到官府鼓励。转口贸易哀求有大量货色流动，也哀求有成熟的市场，而知足这两项哀求，就哀求转口贸易枢纽地区将粮食从本地生产改为从域外和外地转运，从而使更多人力可以从事商业经营。而在当时的泉州，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生产已无法知足人口需求，转向贸易正符合这个地区的经济状况。转口贸易，使泉州的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得到大幅度发展，也匆匆使包括舟船、桥梁在内的交通运输举动步伐培植，得到了空前改进。
到宋神宗（1068—1085年）时，泉州与外洋的贸易物货之浩繁、频率之高，已经遇上广州，而广州官吏出于地方商业保护主义，对泉州海商加以刁难。为了独立处理海上贸易，泉州知州上奏“置市舶于泉”。宋哲宗在位期间，1087年，正式敕令在泉州设立市舶司。此后，泉州的海上贸易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支持，也具备了对商贸有益的区域经济自主权。
只管北宋在泉州设立市舶司之后不久就为金所灭，但其后偏安杭州的南宋和在超过欧亚大陆的广大地皮上建立的元帝国，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考虑，相继支持泉州外洋贸易奇迹。南宋起，“帝都”所在地移至近处（杭州），因难舍泉州舶税之腴膏，朝廷于建炎三年（1129年）十仲春，将宗室349人迁徙泉州，并设管理皇族宗室事务的“南外宗正司”。南宋来泉宗室生活的弘大用度，大部分由泉州地方财政承担;其在泉期间，从泉州的外洋贸易获益甚丰，因之也加以鼓励。尤其是名儒真德秀以徽猷阁学士再知泉州〔绍定五年（1232年）〕期间，政府采纳了有效方法振兴泉州港。真德秀在其“祈风文”（《西山师长西席真文忠公函集》卷五十）中有言曰，“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番舶也”，因而，他祈求神明“大彰厥灵”，“俾波涛晏清，鲉舻安行，顺风扬飘，提高神速，毕至而无梗”。
此间，泉州海商的外洋活动范围，广达印度、阿拉伯天下、波斯、欧洲和东非沿海，到了元代，已经与这些地区形成较为固定和官方化的经济、文化关系。宋元之间，泉州与外洋构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网络，这个网络由几条海上航线为主干，维系着这个地区与天下的联系。个中第一条航线从泉州延展到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第二条航线从泉州，经广州，再经南印度的故临，前往今之阿拉伯天下（古称“大食”）；第三条航线经阿拉伯天下，中转亚丁湾而进入东非沿海;第四条航线，也是经由阿拉伯天下西去而抵达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地区。在此期间，从泉州外销的产品包括了当地出产和中国其他地区出产的丝绸、陶瓷、茶叶。在商品的大量外销中，泉州海商从外洋带来了大量的金银、喷鼻香料等财富。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大量外国贩子、宗教团体也来到泉州，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文明杂糅的景象。
泉南佛国”石刻（作者摄于2004年）
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马可·波罗途经泉州，对当时的刺桐城记述如下:
离福州后，渡一河，在一甚美之处骑行五日，则抵刺桐（Caiton）城，城甚广大，从属福州。此城臣属大汗。居民利用纸币而为偶像教徒。应知刺桐港即在此城，印度统统船舶运载喷鼻香料及其他统统贵重货色咸莅于此港。是亦为统统蛮子贩子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贩运蛮子境内。我敢言亚历山大（Alexandrie）或其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以是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
凡输入之商货，包括宝石珍珠及细货在内，大汗课税额十分取一，胡椒值百取四十四，沉喷鼻香檀喷鼻香及其他粗货，值百取五十。
此处统统生活必需之食粮皆甚丰饶。并知此刺桐城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州，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除此港外，他港皆不制此物，购价甚贱。此迪云州城，特有一种措辞。大汗在此崇迦（Concha）国中征收课税甚巨，且逾于行在国。
在论述天下性经济交往体系的形成史时，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Eric Wolf）主见，真正具有天下性意义的外洋贸易，是15世纪欧洲势力兴起之后才涌现的。他给出的情由是，从环球的海路交通条件看，欧洲与几大洋的交通最为方便，从地中海东部港口，欧洲可以通往中国，也可以顺其余一条航线通往东非和印度，此外地中海还可以通过陆路和河道的连接，与西非形成密切联系，而欧洲与东南亚的关系，更存在着许多海路的上风。据沃尔夫所言，15世纪欧洲人“创造新大陆”之后，之以是能够在世界性的范围内霸占支配地位，一方面是由于工业革命和成本主义的发展为欧洲的扩展供应条件，另一方面则还由于欧洲在地理方面具有上述的上风。
近代天下史研究者，固然能找到许多证据来证明此类不雅观察的客不雅观性。但是，涉及15世纪以前泉州地方开拓史的史料却表明，这一意见存在西方中央主义的嫌疑。在西方为中央的天下经济体系形成之前，由一座中国东南沿海港城带动的外洋贸易活动，其所超过的空间范围，东达朝鲜、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一些国家，中间范围包括南洋、印度等地，在此范围内流动的物品与符号，包括了东西方各紧张文明的造诣，其广度并不亚于近代西方成本主义天下体系。如侯仁之早就指出的，在15世纪90年代哥伦布、达·伽马“创造新航路”之前，亚非地区的航海家们早就创造了这些航路。早在公元前6—7世纪之间，腓尼基人即已沿着非洲东岸南航，绕过大陆南端而驶入大泰西；15世纪20年代，在哥伦布横渡大泰西之前70年，一些阿拉伯人已经沿非洲东岸自北而南航行，在一个迢遥的他乡建立了海上贸易（达·伽马正是从阿拉伯贩子那里获取向北航行的情报的）；至于从非洲东岸横跨印度洋到达印度南部的航线，则早已为阿拉伯航海家伊本马季得（Ibn Madjid）创造。15世纪末欧洲人“创造新航路”之前，从中国南海到印度洋上的往来贸易规模巨大，繁荣程度极高。5世纪初僧人法显的西行，早已沟通了海陆两路；7世纪前半叶，大食帝国兴起，此后数个世纪，直到元朝期间，别的东南沿海之间的贸易极其密切。海上交通的发达，使广州和泉州相继成为外贸巨港。
开元寺（正原摄于2015年）
“新天下”的创造
随着海外交通的发达，穿行于各地的泉州舶商早就打仗到了“新天下”。这些早期异国见闻，没有在笔墨体系里得到系统保留，但可以想见，其地理、人种、景致及文化的视野，早已超出了一样平常范围，而成其“天下”。早期舶商视野的拓宽及对不同天下的逐步认识温柔应，使泉州人比那些受正统天下不雅观制约的人们，更易于接管来自异国的景致与文化，而正是这个超越正统的文化不雅观念，为后来泉州外洋贸易视野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知识根本。宋元期间，泉州地方的官员、文人、贩子、一样平常民众已经对异国情调更加熟习和习气，在这个期间，对外洋天下和文化的系统描述也涌现了。
赵汝适的《诸蕃志》是广为人知的南宋地理名著，这部作品成书于宝庆元年（1225年），是作者任职泉州时所写的一部关于外洋埠理与文化的专著。赵汝适为宋太宗八世孙，生于乾道六年（1170年），嘉定十七年（1224年）提举泉州市舶司，宝庆元年（1225年）兼权知泉州，接着兼知南外宗正司。他在宋室南渡往后任职泉州，其时泉州外洋贸易十分茂盛，来自天下不同地区的人种、物品、习俗在泉州都能亲眼见到。赵汝适在泉州时，勤办市舶事务，广泛打仗番商，从外来的贩子和泉州舶商那里理解到许多有关外洋人文地理的知识。《诸蕃志》便是根据间接得到的外洋知识写成的著作。在这部书的媒介中，作为帝国正统的传承者，赵汝适竟流传宣传，不理解外洋景致，便是君子的耻辱。他说：“山海有经，博物有志，一物不知，君子所耻”，“乃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删其秽芜，存其事实。”
《诸蕃志校释 职方外纪校释》，赵汝适著，杨博文表明，中华书局2000年版。
《诸蕃志》全书约9万字，记录与泉州有贸易关系的58个地区、族群、国家的情形，所涉货色种类47种。书分高下卷，上卷记“诸番”风土人情，下卷记外洋诸国物产资源。其触及的地理视野，东自日本，西至东非索马里、北非摩洛哥及地中海东岸诸国，作者估测了自中国沿海至外洋各国的里程及所需日月。《诸蕃志》卷上志国，记述占城国、真腊国、宾瞳龙国、登留眉国、蒲甘国、三佛齐国、单马令国、凌牙斯加国、佛罗安国、新拖国、监篦国、兰无里国、细兰、苏吉丹、南毗国、故临国、胡茶辣国、麻啰华国、注辇国、鹏茄罗国、南尼华啰国、大秦国、大食国、麻嘉国、弼琶啰国、层拔国、中理国、瓮蛮国、白达国、吉兹尼国、忽厮离国、木兰皮国、遏根陀国、茶弼沙国、斯伽里野国、默伽猎国、渤泥国、麻逸国、三屿国、蒲哩鲁国、流求国、毗舍耶国、新罗国、倭国等，个中的斯伽里野国篇记述的是西西里岛的地理和岛上的活火山，为中文文籍中最早记述意大利西西里岛和埃特纳火山的著作。《诸蕃志》卷下志物，计有脑筋、乳喷鼻香、没药、血碣、金颜喷鼻香、笃褥喷鼻香、苏合喷鼻香油、安息喷鼻香、栀子花、蔷薇水、沉喷鼻香、速暂喷鼻香、黄熟喷鼻香、生喷鼻香、檀喷鼻香、丁喷鼻香、肉豆蔻、降真喷鼻香、麝喷鼻香木、波罗蜜、槟榔、椰子、没石子、吉贝、椰心簟、木喷鼻香、白豆蔻、胡椒、荜澄茄、阿魏、芦荟、珊瑚树、琉璃、猫儿睛、砗磲、象牙、犀角、腽肭脐、鹦鹉、蝳瑁、龙涎、黄蜡等。
《诸蕃志》可以说是依据对外洋来客的“访谈”写成的地理学专著，它的特点是从一个天下性贸易港口放眼天下。到了14世纪初期，在这个根本上，泉州还涌现了依据亲自展开的外洋探险写出的同类志书。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生于元至大四年（1311年），自少年期间便景慕司马迁而爱好游历天下，到了海外交往极度发达的泉州。至顺年间（1330—1331年），汪大渊年仅二十，即随泉州商船远航，经由内南海，过马六甲海峡，入孟加拉湾，绕印度半岛，经阿拉伯湾，进入波斯湾，南下经亚丁湾、红海，沿非洲东岸南下至坦桑尼亚，元统二年（1334年）返回泉州。至元三年（1337年），汪大渊第二次从泉州起航，经南洋群岛诸国，穿过马六甲海峡，绕过苏门答腊岛，北至万年港，东至古里地闷、文老古，向北至苏禄岛，末了经中沙、西沙群岛返航，至元五年（1339年）夏秋间抵达泉州。汪大渊两次远航探险，历时8年，航程数万里，到过220多个国家和地区，沿途所闻所见十分广博，至正九年（1349年）修《岛夷志略》。
汪大渊《岛夷志略》全书一卷，分百条记述，每国一篇，大多为汪大渊亲自经历和见闻的各国山川、道里、国情、民俗、物产、贸易等方面的情形。全书涉及亚、非、澳各洲的国家与地区达220多个，个中紧张包括澎湖、琉球、三岛、麻逸、无枝拔、龙涎屿、交趾、占城、民多郎、宾童龙、真腊、丹马令、日丽、麻里鲁、遐来忽、彭坑、吉兰丹、丁家卢、戎、罗卫、罗斛、东冲古剌、苏洛鬲、针路、八都马、淡邈、尖山、八节那间、三佛齐、啸喷、浡泥、明家罗、暹、爪哇、重迦罗、都督岸、文诞、苏禄、龙牙犀角、苏门傍、旧港、龙牙菩提、毗舍耶、班卒、蒲奔、假里马打、文老古、古里地闷、龙牙门、东西竺、急水湾、花面、淡洋、须文答剌、僧加剌、娼寮山、特番里、班达里、曼佗郎、喃诬哩、北溜、下里、高郎步、沙里八丹、金塔、东淡邈、大八丹、加里那、土塔、第三港、华罗、麻那里、加将门里、波斯离、挞吉那、千里马、大佛山、须文那、万里石塘、小埧喃、古里佛、朋加剌、巴南巴西、放拜、大乌爹、万年港、马八儿屿、阿里思、哩伽塔、天国、天竺、层摇罗、马鲁涧、甘埋里、麻呵斯离、罗婆斯、乌爹等地，内容包括地理位置、风土人情、物产、贸易等。
《岛夷志略校释》，（元）汪大渊著，苏继庼表明，中华书局1981年版。
汪大渊第一次远航是在1331年，比哥伦布最早天下之行（1492年）早161年。这一点解释这位中国青年航海家的创新精神，更解释中国在西方对“新天下”的创造以前已经涌现了一种“商业主义”的天下眼力，这种天下眼力含有一种类似于后来在西方涌现的“东方学”（Orientalism）的文化地理表述风格，因而也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某种类似于“东方学”的文化霸权主义成分。据萨义德的研究，在西方，东方学正式产生于1312年。当年，维也纳教会通过一个提案，决定在巴黎、牛津等地建立有关中东和近东措辞与文化研究的科系。从此往后，涌现了一大批被西方社会承认的“东方学专家”。在14至16世纪之间，东方学的紧张任务是，搜集有关西方宗教的源头（近东和埃及）及其对立体系（伊斯兰天下）的文化资料。直到18世纪中叶，东方学仍旧是附属于教会的知识构造。在几百年里，“东方学学者”一贯是指圣经学学者、闪米特语系专家、伊斯兰学学者，以及稍后发展起来的研究汉语的汉学家，其研究东方的目的是为了扩展西方教会的势力。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中叶，东方学的范畴逐步扩大到全体亚洲，它的走出教会，影响了全体西方文化界。19世纪的东方学学者，紧张包括两类，一类是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学者（如汉学家、伊斯兰学家、印欧学家），另一类是有天才的业余热心人士（如文学家雨果和歌德都曾写过有关东方的书），更多的是学者和热心于东方文化的名人。
回过分去看，宋元泉州从边陲地带放眼天下的《诸蕃志》和《岛夷志略》，代表的彷佛是一种与西方的东方学相反的一种表述体系，即以东方为中央来不雅观察外洋天下的文本体系。与西方的东方学不同的是，汉语天下外洋描述的起源与宗教的传播没有任何关系，反而首先与外洋贸易和中华帝国朝贡体系的向外延伸的须要密切干系。在西方，东方学与天下性贸易体系的关系，到15世纪往后才初步涌现，到18世纪才成熟。比较之下，《诸蕃志》和《岛夷志略》比西方早数个世纪就包含了一种以商业利益为核心的外洋埠理文化关注。这一点在汪大渊《岛夷志略》的后序（即所谓“跋”）中展示得最为清晰：
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外洋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通商。
撰文｜王铭铭
摘编｜李永博
编辑｜王青
导语校正｜李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