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坐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直至清末实行法制改革时才被废除。然而，我国《侵权任务法》第87条以及民法典《侵权任务编（草案）》中有关高空抛物任务的规定，让无辜之人承担不必要、不合理的法律任务，这与古代的连坐制度一模一样，当代文明社会绝对不能许可连坐恶法的去世灰复燃。
一
中国传统的连坐制度及其消亡
所谓连坐是指因一人犯罪而使与犯罪者有一定关系的人连带伏法的制度。连坐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周礼》中就有“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相保相受，刑罚相共”的记载。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改革，将连坐制度法律化和规范化，据《史记》记载，商君之法，“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从史乘记载和《云梦秦简》律文的内容看，秦朝期间的连坐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十家为伍，有问题要相互纠举揭破，否则连坐；二是怠贫收孥法，对付因
在秦朝往后各朝代的法律中，虽然连坐的范围、惩罚的轻重均因时因地有所变革，但连坐的做法则一贯被沿袭。如《唐律》规定：诸谋叛者绞，妻子流2000里。若率部众百人以上，父母妻子流3000里。明朝朱元璋履行“奸党之法”，实行职务连坐，一位官员被认为有罪，与之联系的诸多官吏会被牵连。洪武十八年，因郭桓贪污案连坐被杀的达7万多人，可谓履行连坐制度的至高无上。
连坐制度直至清末实行法制改革时才得以废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传统法制至少遭到三种政治力量的非议：一是列强嫌弃它不能全面保护其在中国殖民地的利益；二是代表‘年夜班阶级’的洋务派，在与列强交涉时，深感中国法律无法供应其必要的依据；三是民族工商业者长期受到传统法律的抑压，而无法发展，企图脱身与西方成本家同享法律全面的保障。在此种情势下，摈弃传统法制，继受西方近代法律与法制，就具备了必要性和急迫性。”为了挽救风雨飘摇的王朝，清末统治集团开始实行法制改革，模拟西方前辈国家构建近代化的法律体系制订近代法律制度。在法制改革的过程中，行刑制度的一大转变便是引进西方的罪过自大原则，取消连坐。针对中国长期以来的刑罚连坐制度，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等人上奏《删除法规内重法折》认为：“一案牵连，动辄数十人，夫以一人之故而波及百口，以无罪之人而科以重罪，汉文帝以为不正之法，反害于民，其言皆笃论也。”对此，清廷下诏：“……至缘坐各条，除知情者仍入罪外，余悉宽贷宽免。”从此，连坐恶法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然而令人弗成思议的是，到了21世纪的本日，这种不合理、不人性的连坐制度却洗面革心，居然在我国关于高空抛物任务的立法中去世灰复燃。
二
高空抛物任务制度的由来
随着高层建筑物的不断增多，高空抛物致人危害事宜近年来时有发生。在难以找到详细加害人的情形下，该当由谁对受害人的丢失承担法律任务？对此，各地法院的讯断结果相去甚远。首先，让我们看两个案情相似但裁判结果迥异的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有名的“重庆烟灰缸案”。2001年，重庆市郝某与他人在市区内某一临街的楼房下发言时，被楼上坠落的烟灰缸砸中头部，当即倒地，被送至医院急救中央抢救，后分开危险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被鉴定为智能障碍伤、命名性失落语伤残等，花费医疗费等计9万元。在既不能确定烟灰缸的所有人，又无法确定是谁扔下这只烟灰缸的情形下，郝某将受害处临街2栋楼二层以上的22户居民一起作为被告告上法庭。法院认为，因难以确定烟灰缸的所有人，除事发当晚无人居住的两户外，别的房屋居住人都不能打消扔烟灰缸的可能性。根据差错推定原则，将举证任务颠倒，只要不能打消自己有扔烟灰缸的可能性，就要承担赔偿任务。因此，法院讯断郝某的医药费、误工费、照顾护士费、伤残补助费、鉴定费、精神抚慰金共计178233元，由王某等20户住户各赔偿8000余元。20户住户不服，提起上诉，被驳回。后申请再审，亦被驳回。
第二个案例是“山东菜板案”。2001年，山东省济南市孟老太在自家居民楼楼道入口前被从楼上坠落的1块菜板砸中头部，当场晕厥，后抢救无效去世亡。去世者近支属遂将该楼二层以上15户住户告上法庭哀求其共同赔偿医药费、丧葬费等各项用度共计156740.40元。一审法院认为无法确定菜板所有人，遂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告对裁定不服提起上诉，济南市中级公民法院坚持了一审法院的裁定。
上述2个案例的讯断结果引发了广泛的辩论，而建筑物的利用人应否对受害人的丢失承担赔偿任务成为辩论的焦点。例如，对付重庆烟灰缸案件讯断干系建筑物内20户住户分担赔偿任务的做法，王利明教授武断推戴，杨立新教授基本推戴，姚辉教授温和反对，而张新宝教授是激烈反对的。然而，就在辩论尚未形成一存问见之时，我国于2009年颁布的《侵权任务法》以立法形式明确设定了建筑物利用人的补偿责任。
我国《侵权任务法》第87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危害，难以确定详细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利用人给予补偿。”
与《侵权任务法》第87条规定内容有所不同的是，对付加害人不明的高空抛物致人危害，全国公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事情委员会最早公布的《侵权任务法草案》第一次审议稿规定的是“由建筑物全体利用人承担侵权任务”，第二次审议稿规定的是“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利用人承担赔偿任务”，第三次审议稿才将抛掷物致害时由建筑物利用人“承担赔偿任务”修正为“予以补偿”。
“赔偿”与“补偿”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两者所表明的法律性子显然不同，前者是一种侵权任务，而后者则每每被视为一种非侵权任务或责任。不过，对付“补偿”的法律性子，学者存在有不同的理解。有人将其理解为补偿任务：“这种危害的补偿任务实际上跟正常的侵权任务不同，也可以说，高空抛物实在不是严格的侵权行为，是在加害人不明的情形下，受害人的危害有须要得到适当补充的一种分外情形。”有人则将其理解为一种公正分担危害后果的法定义务。补偿责任“属于狭义的责任而非任务，更非所谓的‘公公理务’或‘公公理务原则’的适用，它不以违法性为条件，不包含负面的代价判断，行为人或受益人承担的更像是一种基于社会公正不雅观念的道义责任。”不过，违反责任即要承担法律任务，因此强调此处“责任”与“任务”的差异彷佛意义并不太大，因此，本文仍沿用“高空抛物任务”这一用语。
我国目前正在进行民法典的编纂事情，而民法典《侵权任务编》的几个草案均基本延续了现行《侵权任务法》的有关规定，保留了“可能加害的建筑物利用人”的法律任务。
三
高空抛物任务属于民事上的连坐
我国传统的连坐是指因有人犯罪而使与犯罪者干系联的人或者其他与犯罪诸成分干系联的人连带伏法的制度，它紧张存在于刑事任务中。刑事连坐的实质特点就在于不合理地深究与案件诸成分（犯罪人、犯罪韶光、犯罪地点、犯罪工具、犯罪诱因、犯罪目的等）有一定关联，但实际上并未直接参与犯罪行为的第三人的法律任务。推而论之，如果在民事案件中不合理地深究与案件有一定关联但实际上并未履行不法行为、不应归于民事案件当事人的第三人的法律任务，那就属于民事上的连坐。
与刑法上的罪过自大原则相对应，近代民法建立和贯彻了自己任务原则。自己任务原则是与人格平等、私有权神圣不可陵犯、左券自由等原则相伴而生的一种与传统连坐制度截然相反的原则。自己任务原则哀求一个人要对、且只对自己的行为卖力，一个人无须对别人的行为卖力，别人也无须对他的行为卖力。从天下法制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也只有自己任务原则的确立，才在民事领域彻底将那种导致无辜者受到牵连的连坐恶法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就侵权任务而言，侵权任务是指民本家儿体因履行不法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而答允担的民事法律后果。无论是一样平常侵权危害赔偿任务，还是分外侵权危害赔偿任务，不法行为的存在都是成立侵权任务所不可或缺的构成要件。不法行为不存在，则侵权任务不能成立，而高空抛物致害民事任务的条件和核心便是高空抛物这一真实而详细的不法行为。以重庆烟灰缸案为例，如果是住在该建筑物第二层以上的20余户居民每人手持一个同样的烟灰缸，在同一韶光一起向楼下投掷，结果导致他人受害，这就属于我国《侵权任务法》第10条所规定的“二人以上履行危及他大家身、财产安全的行为，个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危害，能够确定详细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任务；不能确定详细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任务”。在这种情形下，哪怕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一户居民抛掷的烟灰缸真正造成了受害人的重伤，哀求投掷烟灰缸的20余户居民共同承担危害赔偿任务都是合法合理的，由于每一户居民都存在详细的不法行为（即投掷烟灰缸的行为）。然而，20余户居民在同一韶光一起向楼下投掷同样的烟灰缸，这样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高空抛物致害事宜中的不法行为只有一个，真正加害人以外的其他建筑物利用人都未履行不法行为，于此环境下哀求其承担相应的法律任务显然与侵权任务法的基本理论存在冲突。这些建筑物利用人仅仅是由于居住在高空抛物事宜发生的建筑物内，就要为他人的不法行为承担法律任务，这种规定与秦始皇“尽取石旁居人诛之”的做法一模一样，在本色上便是牵连无辜的连坐制度。
如果不考虑不法行为的有无，一概为可能的加害人设定法律上的危害赔偿责任，那么凡是发生合法权柄受到侵害的环境，只假如难以确定详细加害人的，现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加害行为的人，都不得不承担相应的任务。如在公共汽车上发生盗窃而无法查明盗贼的，该当由全车人分担任务；在拍浮池中被踢伤，该当由当时在拍浮的所有人承担任务等。这样的推理其实让人感到可笑。
自己任务原则的例外是民法中的替代任务制度。所谓替代任务制度，是指依照法律的明文规定，行为人对他人的侵权行为或者对自己所有、管理的动物和物件的侵权行为承担任务的侵权任务形态。替代任务是分外的侵权任务形态，有的国家将之称为准侵权行为任务。“民本家儿体对这种危害承担任务总是基于一定的既有法律关系，如监护关系、雇用关系、所有权关系等。之以是由这些民本家儿体承担任务是基于以下情由：首先，他们最有可能防止危害的发生；其次，他们可能是加害人所实行的某种活动的受益人；再次，由他们承担任务比由其他人承担任务或者受害人承担任务更公正；末了，他们对致害物件等具有利益关系。”
就高空抛物致人危害案件而言，首先，建筑物利用人既无责任也无能力对他人抛掷物品的行为进行防止或阻挡；其次，建筑物利用人从加害人抛掷物品致人危害的行为中并未获取任何利益；再次，无任何情由证明由建筑物利用人承担任务就比受害人承担任务更为公正；末了，致害物件是抛掷物而不是建筑物，建筑物利用人与致害物件之间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更为主要的是，高空抛物致人危害案件之中，谁是加害人都不能确定，又怎能确定干系建筑物的利用人与真正加害人具有一定的既有法律关系呢？可见，对付高空抛物危害，哀求未履行高空抛物行为的建筑物利用人承担法律任务，这种做法既违反了自己任务原则，又无法以替代任务理论进行合理解释，让无辜之人承担不必要、不合理的法律任务，这完备是我国传统连坐制度的去世灰复燃。
法律制度的功能之一便是使人们对自己法律行为的后果有一个较为准确的预期，而高空抛物任务这种牵连无辜的任务深究办法却使人们对法律行为后果的可预期性荡然无存。自己所无法预期、无法掌握的他人的行为造成危害，却要自己承担法律任务，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旦自家楼下发生抛掷物致害事宜，无辜的建筑物利用人在第一韶光即被“有罪推定”，除非能证明自己“无罪”。只要不能自证明净，不管客不雅观上是否存在加害事实，都要为自己“可能”的加害行为承担任务。立法者以追求受害人一家的公正为出发点，到头来却捐躯了大多数无辜之人的公正；以掩护公共安全为出发点，到头来却导致大多数人社会安全感的普遍损失。这样的法律实在称不上是善法。
四
高空抛物与公公理务
我国《侵权任务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将高空抛物致害时由建筑物利用人“承担赔偿任务”修正为“予以补偿”，其后通过和公布履行的《侵权任务法》第87条沿用了这一表述，规定“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利用人给予补偿。”因此，学者多将《侵权任务法》所规定的高空抛物任务视为一种公公理务。然而，从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两个层面来看，高空抛物任务并不符合公公理务的哀求。
对付公公理务，我国《侵权任务法》第24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危害的发生都没有差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形，由双方分担丢失。”从该条规定来看，分担丢失的主体是受害人和行为人，而个中的行为人无疑是指从事了加害行为的人。如前所述，高空抛物致害事宜中，加害行为只有一个，加害人以外的建筑物利用人都不存在任何加害行为，都不是高空抛物的行为人。既然只存在受害人而不存在行为人，谈何公公理务的分担？让不存在加害行为的建筑物利用人分担丢失并不符合公公理务的哀求。
同时，根据公公理务的哀求，法院在适用公公理务原则确定丢失的分担时，要充分考虑和依据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紧张是指当事人双方的实际的经济包袱能力。适用公公理务时，一方面要考虑受害人和行为人双方的经济状况，包袱能力强的，可以多分担丢失；包袱能力弱的，可以少包袱丢失。另一方面，在行为人是多人时，也要考虑不同行为人在经济状况上的差异，包袱能力强的，可以多赔；包袱能力弱的，可以少赔。无论如何，绝不能一刀切，否则就背离了公公理务的初衷。
然而，从法律实践来看，高空抛物任务的分担完备不符合公公理务的哀求。重庆烟灰缸案发生在我国《侵权任务法》颁布之前，对其讯断姑且不论，《侵权任务法》颁布之后的高空抛物案却仍旧沿袭了重庆烟灰缸案的讯断思路，对此则不得不加以反思。以辽宁“酒瓶伤人案”为例，2016年7月17日霍某被楼上飞下的酒瓶砸伤，造成住院医疗用度加其他丢失共计4万余元，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公民法院讯断，楼上82户居民每户分担丢失500元。在该案中，受害人的丢失共计4万余元，而法院讯断的82户居民所包袱的总金额也是4万余元，这种将危害完备归由一方当事人承担的做法，完备便是“赔偿”，哪里还有“补偿”的影子？同时，法院对付楼上的82户居民，丝毫不考虑每家每户的经济状况，讯断每户居民均匀分担丢失500元，这也显然违背了公公理务的哀求，以表面的公正粉饰了本色上的不公正。
立法者通过《侵权任务法》第87条来对高空抛物危害的受害人予以补偿，无非是为了追求公正，实现实质正义。“由于在各种危险任务的事件中，受害人相对付行为人而言，大多都是弱者，法律不能为了知足差错、因果关系等技能上的哀求，使无辜的受害人投诉无门。否则，其结果只能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公正的，本色上是严重的不公正。”“确定抛掷物致害任务规则的法理根本在于，……同情弱者是民法的基本态度，也是侵权法救援危害的基本规则。”显然，许多人想当然地将抛掷物致人危害中的受害人视为弱者，而将“可能加害的建筑物利用人”视为强者。然而，强弱之判断在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标准，仅就深究抛掷物致害的法律任务层面而言，其关键问题在于办理受害人的救援，因此，当事人的经济实力的强弱就构成判断强者、弱者的紧张标准，立法者的判断标准也无出其右。不过，对付高空抛物致害这样的偶发事宜，谁又能武断地认为其他建筑物利用人的经济实力就一定强于受害人呢？《侵权任务法》第87条以立法者对强势、弱势的主不雅观臆断为依托，不分是非黑白哀求“可能加害的建筑物利用人”对受害人予以补偿，其目的虽然是在追求本色正义，其结果却每每走向了本色正义的反面。
五
高空抛物任务的其他弊病
目前我国《侵权任务法》第87条所规定的高空抛物任务还存在其他一些难以战胜的弊病。
首先，举证任务颠倒不合理。《侵权任务法》第87条采取差错推定的原则，导致举证任务的颠倒，将本应由受害人承担证明何人履行侵权行为致其危害的任务，转由建筑物利用人承担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任务。建筑物利用人只要不能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贯彻的证据规则是“谁主见，谁举证”，只有在个别类型的案件中才实施举证任务颠倒的规则。是否实施举证任务颠倒规则，考虑的紧张成分是当事人举证难易程度的差异和当事人在证据节制上的不对等地位。“比如说，在环境污染的侵权案件中，原告顶多只能证明自己由于环境污染而造成了危害，至于侵权人对此环境污染在主不雅观上是否有过失落？那只有被告才知道，原告每每是不得而知的，也便是说，原告同该证据的间隔是相隔比较远的。与之相反，被告对付其主不雅观上是否有过失落，是随意马虎供应证据来加以证明的，比如，他能够供应证据证明已经尽了适当把稳的责任、污染源的产生是不可抗力等等。”此外，当不负举证任务的一方当事人存在妨害对方举证时亦可引起举证任务的颠倒。然而，在高空抛物致害案件中，受害人举证何人履行抛掷行为致其危害固然不易，干系建筑物利用人举证其从未履行过抛掷行为更是难上加难。同时，建筑物利用人也不存在妨害受害人举证的行为。因此，在双方举证能力上无甚差别乃至建筑物利用人的举证难度比受害人举证难度更大的情形下，立法者又怎么能仅因受害人举证不易就轻易地变动举证规则而将举证任务颠倒给举证更加困难的建筑物利用人呢？
众所周知，证明自己从未做过一件事远比证明自己做过一件事困难得多。《侵权任务法》第87条在采取举证任务颠倒来分配举证任务之后，被侵权人只要证明自己受害的事实即完成了举证任务，而干系建筑物的利用人则很难证明自己不是真正的加害人。因此，纵然面对无赖当事人的敲诈诉讼或恶意诉讼，大多数无法自证明净的建筑物利用人也只能被戴上“可能加害人”的帽子而乖乖地束手就擒，任人宰割。高空抛物任务中的举证任务颠倒不仅不能保护无辜之人，反而成为套在无辜之人脖子上的一道枷锁。
同时，高空抛物任务中的举证任务颠倒规则的履行，在客不雅观效果上既放肆了真正的加害人，又宽容了办事不力的公安机关。高空抛物致人侵害或去世亡事宜完备可能构成一件刑事案件，如果抛掷人存在主不雅观故意，则有可能成立故意杀人犯罪或故意侵害犯罪；如果抛掷人不存在主不雅观故意，也有可能成立过失落杀人犯罪、过失落侵害犯罪或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无论哪一种情形，公安机关都有责任查明案件事实，将闹事凶手绳之以法。如果公安机关找不到详细明确的加害人，那只能解释公安机关的失落职、无能、办事不力或怠于作为，怎么能在此情形下让真正的凶手逃之法外而由无辜的建筑物利用人为此买单呢？
此外，对付高空抛物致害事宜，真正的加害人每每只有一人。建筑物的利用人每每从十几户到几十户不等，其经济能力肯定远胜于一人。如果找到加害人，则受害人只能依照一样平常侵权任务规则深究加害人的侵权赔偿任务。这个时候，如果加害人不具备赔偿能力，则受害人的丢失仍得不到任何救援。而依据现有立法，如果找不到加害人，则受害人的丢失将由浩瀚的建筑物利用人承担，在任务大家多力量大的情形下，受害人的丢失更随意马虎得到救援。因此，权衡利弊，受害人从掩护自身利益出发，宁肯选择对十几户乃至几十户建筑物利用人提起诉讼，也不愿意只深究加害人一人的任务。这无形之中降落了受害人探求真正加害人的意愿，从而不利于深究和制裁真正的加害人。《侵权任务法》作出如此规定在客不雅观效果上本来应该是预防和制止加害行为，现在反而放肆了真正的加害人，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其次，《侵权任务法》第87条的规定稠浊了行为致害与物件危害任务。《侵权任务法》第87条属于第11章，而该章规定的是物件危害任务，紧张包括“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举动步伐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危害”“堆放物倒塌造成他人危害”“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畅的物品造成他人危害”“因林木折断造成他人危害”“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举动步伐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纳安全方法造成他人危害”等环境。
不管何种环境的物件危害任务，均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物件危害任务是为物的危害卖力的行为”，“只有因物本身的构造、状态或者变革引起的致害，才能适用物件危害任务，否则只能成立一样平常差错侵权行为。”可见，物件致害中的侵权行为表示在物件的所有人、利用人或管理人未能尽到把稳责任的不作为行为。以建筑物的脱落而致人危害为例，物件的脱落并不是某个人人为地利用此种脱落而致人危害，而只是未尽到维修、保养、妥为保管等把稳责任而导致他人遭受危害。
然而，高空抛物致人危害则紧张是由于高空抛物侵权行为人履行了一种人为的行为，虽然致人危害的直接标的是物，但根本缘故原由是人的行为所致，是侵权人利用物致人危害。高空抛物致人危害的特点表示在该类致害的侵权行为是抛物人的作为行为，这与物件危害任务中的纯粹的“物的危害”或侵权人的“不作为行为”显然不同。因此，高空抛物任务并不属于物件危害任务，《侵权任务法》将其规定在第11章“物件危害任务”中是不得当的。
同时，《侵权任务法》第87条规定的高空抛物任务与该法第85条所规定的高空坠物任务在内容上存在交叉和冲突。由高空坠落物致人危害而导致的侵权任务属于“物件危害任务”，《侵权任务法》第85条对此有明确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举动步伐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危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利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差错的，应该承担侵权任务。所有人、管理人或者利用人赔偿后，有其他任务人的，有权向其他任务人追偿。”该条明确规定了脱落物、坠落物造成他人危害所构成的侵权任务。然而，《侵权任务法》第87条又将坠落物与抛掷物并列在一起，规定了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危害所答允担的补偿责任，如此规定，造成第87条的“坠落物”与第85条的“坠落物”含义稠浊不清。例如，如果一幢高层建筑物某层住户窗外阳台上摆放的花盆因狂风吹落从而将楼下行人砸伤，那么，当花盆的所有人无法查明时，受害人是依据《侵权任务法》第85条深究建筑物干系任务人的侵权任务，还是依据《侵权任务法》第87条哀求建筑物利用人承担补偿责任？《侵权任务法》第87条与第85条内容存在明显冲突。
末了，《侵权任务法》第87条的规定将引发被告不适格的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将“有明确的被告”确立为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之一。这里“有明确的被告”不单指原告在起诉时应供应被告的姓名、性别、年事、民族、职业、事情单位和住所等明确的身份信息，还包括被告适格的问题，即原告所起诉的被告必须是陵犯了原告权利的人。
根据一样平常的诉讼理论，判断主体是否适格要看该主体是否与本案具有直接短长关系。所谓直接短长关系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权或人身权或者其他权柄直接遭到他人的侵害或者直接与之发生权利、责任归属的争执。针对侵权诉讼而言，适格被告就该当是履行了侵权行为造成原告人身或财产丢失的直接任务人。“诉讼双方必须具有特定性、明确性。如果原告只知道自己的权柄受到危害，却不知道履行危害行为的人是谁，即被告不明确，法律就无法发挥救援浸染。”
而在高空抛物事宜中，如果真正的加害人无法找到，虽然《侵权任务法》第87条规定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利用人”承担补偿任务，但所谓的“可能加害人”的范围实际上根本无法确定。
如果将“可能加害的建筑物利用人”理解为建筑物的固定利用人或长期利用人（从本条的立法意图出发可能应该如此理解），即居住在建筑物内的所有人和向建筑物利用人租借而居住的人，那么，真正的加害人完备可能不存在于这个范围之中。由于建筑物又非军事禁地，对付一样平常的建筑物，普通人都可自由出入，谁又能肯定高空抛物者一定是建筑物的长期利用人或固定利用人而不会是一位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访客呢？事实上，能够进入建筑物的人，除了固定利用人或长期利用人之外，还包括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临时进入者，除建筑物利用人的亲朋好友外，还包括商品推销员、水电抄表工、大楼清洁工、设备维修工、乃至进入大楼准备行窃的小偷等，这些人都具备履行抛物行为的可能。如果“可能加害的建筑物利用人”之中连真正的加害人都不包括，确认“可能加害的建筑物利用人”的范围又有何意义？让不包含真正加害人的“建筑物利用人”承担任务岂能合理？退一步讲，即便真正的加害人存在于建筑物利用人之中，因高层建筑的楼层、位置、朝向不同，科学界定“可能加害人”的范围亦极为不易。例如，重庆烟灰缸一案在审理过程中就有人提出，被害人被烟灰缸击中头部左侧耳部上方，而当时以被害人的站位，被告所在的65号、67号楼位于受害人的右侧，烟灰缸岂能在空中转向？但以讯断结果来看，法官显然没有充分把稳到这处细节，因此，讯断中所确定的“可能加害人”范围的可信度不能不让人生疑。
在高空抛物致害案件中，如果加害人不能确定，也便是说没有明确的履行侵权行为的主体，在这种情形下，干系建筑物的利用人不是诉讼的适格被告。受害人以之为被告提起诉讼的，公民法院应以“无明确的被告”为由不予受理，或者在受理并审查后，以同样情由裁定驳回起诉。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认为，在“山东菜板案”中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的做法是合法妥当的。
六
民法典侵权任务编干系规定的不敷
《民法典（草案）》第1254条关于高空抛物任务规定如下：“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危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任务；经调查难以确定详细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利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利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做事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该采纳必要的安全保障方法防止前款规定环境的发生；未采纳必要的安全保障方法的，应该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责任的侵权任务。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环境的，有关机关应该依法及时调查，查清任务人。”该条文基本延续了现行《侵权任务法》的有关规定，只是在内容上有所扩充。
在民法典即将审议通过的情形下，仍旧执拗地指出草案条文的毛病并期待有大的变动，彷佛有些吃米不知米价。但是，如果目前的条文得以通过，我们每个人将来都可能成为连坐恶法的受害者，因此笔者在此不能不言。详细来说，《民法典（草案）》第1254条的内容尚有诸多不敷，本文逐句剖析如下。
第一，规定中的“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因抛掷行为的性子和后果都不但是或者完备不是局限于民法领域，如果抛掷行为没有造成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危害，则不会引发民本家儿体之间的轇轕，不属于私法调度的范围，因此对付这种一样平常行为的禁止性规定不宜放在民法典之中。
第二，规定中的“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危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任务”完备属于《民法典（草案）》第1165条（原《侵权任务法》第6条）所规定的一样平常侵权环境，没有必要在此重复规定。
第三，规定中的“经调查难以确定详细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利用人给予补偿”属于不合理的民事连坐，前文已进行详细论证，此处不赘。
第四，规定中的“可能加害的建筑物利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因补偿本身就不合理，因此，追偿亦失落去存在的根本。
第五，规定中的“物业做事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该采纳必要的安全保障方法防止前款规定环境的发生；未采纳必要的安全保障方法的，应该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责任的侵权任务”属于我国《侵权任务法》第37条所规定的安全保障责任，《民法典（草案）》第1198条基本予以沿袭，没有必要在此重复规定。
第六，规定中的“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环境的,有关机关应该依法及时调查，查清任务人”这种对有关机关司法责任的管理性规范不宜规定在民法典之中。
此外，《民法典（草案）》将规定高空抛物任务的第1254条置于“侵权任务编”第10章“建筑物和物件危害任务”之中，稠浊了行为致害与物件危害的差异，情由如前所述，此处不赘。
综上可见，《民法典（草案）》第1254条的内容要么不合理，要么重复，整体上没有保留的必要。
七
高空抛物致害事宜的办理之道
事实上，纵然完备抛弃《侵权任务法》第87条和《民法典（草案）》第1254条的内容，也并不影响高空抛物致害事宜的合理解决。
当高空抛物的加害人能够确定时，受害人完备可以依据我国《侵权任务法》第6条所规定的一样平常侵权来深究加害人的侵权任务，即“行为人因差错侵害他公民事权柄，应该承担侵权任务。”高空抛物人忽略其高空抛物行为可能给他人和社会所造成的侵害后果，仍旧履行了高空抛物行为并造成他大家身或财产的丢失，对此完备应该承担侵权任务。
须要指出的是，“重庆烟灰缸案”和“济南菜板案”这2个案例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直接导致了受害人的重伤或去世亡，因此，如果其致害缘故原由确实出自于某人的高空抛物行为，则该行为不纯挚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更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行为。在这种情形下，受害人既可以在刑事案件审理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可以在刑事案件审理结束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柄。2019年10月，最高公民法院印发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见地》中明确规定：“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惩罚；致人重伤、去世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丢失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惩罚。为侵害、杀害特定职员履行上述行为的，依照故意侵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惩罚。”这为将高空抛物行为定罪量刑供应了更为直接的法律依据。
对付高空抛物致人危害的环境，加害人的抛掷行为当然是造成危害的根本缘故原由。但同时，建筑物的管理人未能尽到充分的把稳责任亦是不可忽略的缘故原由。建筑物的管理人既然向建筑物的所有人或利用人收取了相应的管理用度，就应该承担起管理之职责，确实保障建筑物的安全。《侵权任务法》第37条规定：“宾馆、阛阓、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责任，造成他人危害的，应该承担侵权任务。”此条规定，可以成为高空抛物的受害人深究建筑物管理人侵权任务的法律依据。因此，无论高空抛物的加害人是否确定，受害人都可以对管理人提起诉讼深究其未尽到安全保障责任的过失落侵权任务。
在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责任时深究管理人怠于管理的过失落侵权任务，将有助于匆匆使管理人采纳安装摄像头等方法提高管理的能力和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对高空抛物行为也是一种威慑和遏止，对付减少此类致害事宜的发生具有积极的浸染。以深圳法院讯断的玻璃伤人案为例：一个小孩在小区院子里被居民楼上掉落的玻璃砸成重伤，受害人将这座楼的业主和物业公司告上法庭，法院讯断物业承担赔偿任务。物业公司感到冤屈，就把居民楼墙外都装上了探头，结果效果非常好，没有人再高空抛物了。
在高空抛物致害事宜中，如果加害人不能够确定，受害人只能依据《侵权任务法》第37条规定向建筑物管理人提起诉讼。管理人能证明其尽到安全保障责任的，可以免除任务。此时，受害人就难以通过《侵权任务法》而获得救济。
在我国《侵权任务法》及民法典侵权任务编草案有关高空抛物任务规定中，让“可能加害的建筑物利用人”承担任务的立法目的，无疑是为了发挥法律的救援功能，使受害人的丢失得到有效补充。然而，“有危害，就应该有救援”并不即是“有危害，就应该通过《侵权任务法》得到救援”；法律从来都不是万能的，《侵权任务法》更非无所不能，许多危害根本无法通过法律得到救援。例如，人在野生手走时被雷电击中致去世，危害结果是存在的，但受害人及其支属也只能自认晦气，法律对办理天灾人祸之类找不到侵权行为人的问题供应不了任何帮助。“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从来都不是有危害就有救援的。有些危害是没有救援的；有些是通过买保险来分担的；有些危害是须要找到加害人，加害人有差错，加害行为和危害有因果关系才能得到救援的。这是侵权法的救援。”
现实生活中，遭受危害却无法得到救援的受害者习认为常。如前所述，高空抛物的受害者如果找不到真正的加害人而建筑物的管理人又尽到了安全保障责任时，难以得到救援。但受害人纵然找到真正的加害人，如果加害人不具备赔偿能力，受害人仍旧得不到有效的救援。推而广之，所有侵权行为的受害人，如果侵权人不具备赔偿能力，受害人的丢失都难以得到赔偿。如何对受害人进行一定的救援成为当今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
为了补充受害人的丢失，日本引入了国家补偿制度。例如，1973年的《公害康健被害补偿法》、1979年的《医药品副浸染被害补偿法》、1980年的《犯罪受害者等的补偿金发放法》等，均规定由国家对相应侵权行为造成危害的受害人进行必要的补偿。此外，1947年的《农业磨难补偿法》、1964年的《渔业磨难补偿法》、1973年的《磨难抚恤金发放法律》等，均规定由国家对自然灾害造成危害的受害人进行必要的补偿。这些法律，明确规定由国家对侵权行为或自然磨难的受害人发放补助金，以此补充受害者的丢失。同时，近年来，日本学者对侵权行为法因此补充危害为紧张目的的传统不雅观点提出了各类质疑。根据这些最新见地，侵权行为制度的紧张目的是制止加害行为，而补充危害的任务首先由侵权任务法以外的制度（个人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承担比较妥切。与之相对应，有些日本学者提出构建“综合救援系统编制”的设想，即取代现行的以对人身侵害进行救援为侵权任务法中央的制度，设立“综合救援系统编制基金”对人身侵害者给予补偿。综合救援系统编制建立在由社汇合团设立基金、进行救援、履行任务的根本之上，具有救援的确实性、迅速性、公正性、高效性和社会保障性五个特点。新西兰在受害者救援方面的探索也非常具有借鉴意义。新西兰1972年颁布的《意外事件补偿法》规定，在新西兰领域之内的任何人因意外事件遭受危害，都可以从国家设立的意外侵害赔偿局得到补偿金，既无需向法院提起侵权民事诉讼，也无需包袱加害人差错的证明责任，这使得意外事件赔偿更是完备跳出了侵权任务的藩蓠。
对付受害人的丢失，我国也开始逐渐探索由政府或社会团体承担起应有的任务。例如，近年来各地纷纭制订刑事案件受害人救助制度，对得不到基本的经济赔偿或补偿、生活陷入困境的被害人给予一定的救援。民事受害人在救援上完备可以仿效这种制度，采取政府拨款、企业捐款或者慈善募捐等形式设立高空抛物致害赔偿基金或民事侵权行为赔偿基金，对那些难以通过《侵权任务法》得到救援的受害人给予经济上的补助，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根本来补充受害者的丢失，终极真正实现社会的公正和正义。
综上，笔者认为，对付高空抛物行为的刑事任务，我国《刑法》已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侵害罪、故意杀人罪等比较完善的干系规定。对付高空抛物行为的民事任务，能够确认加害人的，受害人可以依据我国《侵权任务法》第6条所规定的一样平常侵权来深究加害人的侵权任务；建筑物的管理人未能尽到把稳责任的，受害人可以依据我国《侵权任务法》第37条（或《民法典（草案）》第1198条）所规定的安全保障责任来深究建筑物管理人违反法定义务不作为的侵权任务。对付这些在立法中已作出规定的内容，《民法典（草案）》无须在第1254条做出重复的规定。如果不能确认高空抛物致害事宜的加害人，且建筑物管理人能证明其尽到安全保障责任的，受害人就难以通过《侵权任务法》而获得救济。此时，不应在侵权任务法中规定不合理的连坐制度使所谓的“可能加害的建筑物利用人”承担不必要的法律任务，而应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保险制度等侵权任务法以外的制度来办理受害者的救援问题。《民法典（草案）》第1254条的内容要么不合理，要么重复立法，整体上没有保留的必要。
【副标题】论《侵权任务法》第87条及民法典编纂中的高空抛物任务
【作者】孟祥沛（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北大法宝法学期刊库《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文末附本期期刊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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