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韦力的《书院寻踪》和《书楼探踪——江苏卷》相继出版。身为当代藏书家的韦力，致敬先贤的办法始终是脚步丈量加以勤奋阅读和书写。
实际上，他深切地理解“找到了又能若何？没有一座书楼或书院保持原样，书不在了，主人也早已不在了”，但是通过寻访所找来的那样一种精神寄托，比寻访本身更具穿透力的意义。在此根本上，寻到和寻不到，其结果都是一样。
书与地址 别再让后人找得这么费事
韦力的书楼寻访开始于1999年，至今已过20年，最初的动机在于有时看到的一本读书类杂志。这本杂志每期封二以图片加笔墨办法先容一处古代图书馆，韦力看到的那一期先容扬州某处书楼，恰巧他曾参不雅观过。他创造杂志上的描述和所配图片都有出入，作者他恰好认识，一问才知，作者并未去过，所发照片也是在某处看到。这件事引发了韦力，他想知道古代其他书楼的样貌，想到实地探访，想使之后的资料汇编不再涌现这样的错讹。
动机初具，寻访却并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韦力回顾，开始的寻访很难，首先难在查找地点，“20年前没有网络，找干系信息只能通过阅读古人的文章，再查藏书史上的干系记载。但是古代的记载很多只模糊地说一下，并不说详细在哪。纵然说了在哪，有的古代地名跟本日也是两码事。”
在古人的字字句句中摸索到书楼的模糊信息后，为了找到确切地点，韦力与当地地名办联系，“问他们这个地方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古代的地址对应本日的什么地方。”但通过这种方法能找到的还是少数。韦力想到的另一种方法是查找方志，他创造各地地方志明贤类栏目中会记载一些当地藏书家的情形。经由一番折腾后查到的线索，韦力将之做成表格，便是他最初寻访之路的指引。
那时韦力还在上班，寻访多利用出差空余或假日空隙，要寻访的书楼有的未开放，有的已变成民居，很多都难以进入。为此，他想尽了办法，而当时，他并没有操持此事能进行多少年。而寻访的办法，从找人帮忙、结随同行到独自上路，也是几经变革。
每次寻访，无论白天多么怠倦，韦力都会在晚上抓紧记录下当天的所见所闻，记载的一个目的便是“我找得这么难，让今后探求的人别再这么费事。”之后他会再将细节、方位、详细地点等在文章中写出，希望读到的后来者能得到一些探求的便利。
书与恶狗 最好找到当地朋友帮忙
出门找人帮忙搭人情效率又低，被这个问题困扰，韦力决定减少向朋友乞助，只管即便自己走。
第一趟自己跑，天津一位藏书家陈景林自告奋勇同行。韦力想也好，第一次没有履历，两人结伴有事好商量。但陈景林也是头一次。那次他们去了浙江，坐绿皮慢火车。韦力回顾，当时出租车很少，偏僻的村落庄里更没有，他们两个人下火车后要想各种办法换车。
第一次坐上开往乡下的招手即停中巴车，就令韦力木鸡之呆，“由于车到中途忽然遇上来一群鸭子，站得全体过道上都是。我从来没见过人畜同车，惊得说不出话，只好抱着自己的包忍着。”
到偏远的地方后回城也难，长途车一天一班，错过便只能住下来。韦力和陈景林理解到村落里只有一家旅店，是由一个乡办工厂改造的。旅店挺大，有两层楼，当天只有他们两位客人。两个人一人住一间，也颇为惬意。不想睡到半夜，溘然被吵闹声吵醒。韦力赶忙起床扒门一听，分辨出是几个乡民寻衅滋事。“店主劝不住他们，那几个人就上楼来了，一间屋一间屋地推开门看。”
韦力住得靠里，听着不好，便迅速把屋里的家具都推到门边将门顶去世。几个人在表面推不开，便问店主。店主说可能里面堆的东西倒了，那几个人才嚷嚷着走了。之后，韦力不敢再睡，也睡不着，直坐到天亮。第二天一早问陈景林，也吓得弗成。
韦力说自己是一个有“干事目的性太强”毛病的人，寻访也喜好直奔主题，而同行朋友每每会有“既然来了就多转转”的哀求，这样的非主题之事常使韦力感到是在延误韶光。之后他便很少再约朋友，只在必要时寻求当地朋友的帮助。
找当地朋友的一个好处是，同乡人沟通起来更加随意马虎。有一次，韦力要到一处院落中给一个书楼拍照。院里有看院人，养有几只大狗。门敲开后看院人态度蛮横，说你们如果非要进来，被狗咬了我不负任务。韦力的当地朋友反应神速，当即取出100元钱，走到看院人跟前把钱往他上衣兜里一塞说：“你这么多狗，看饿成什么样子了，赶紧拿去买点狗粮。”韦力又一次木鸡之呆，望着看院人把狗关进笼中，请他们进来随意拍照。
书与景点 还是以为破败的天放楼更有味道
韦力说，图书馆的兴盛与文脉有着直接关系。“中国的早期文来岁夜部分在北方，但那时书楼的观点很少。南宋时文脉逐渐南移，随着文化越来加倍达，图书馆也逐渐兴盛。”
韦力曾到苏州常熟寻访曾门四大弟子之一赵烈文的天放楼，“如此厉害的人物，不知为何书楼所在的院落全体封闭着。”韦力和一位朋友沿着高高的围墙找到高高的铁门，无处可进，也无人可问。两人无奈搭起人梯，韦力一人翻入院中。院子里满是一人多高的荒草，韦力担心碰到蛇，折下一根树枝划拉前行。他对院中的景象印象深刻：“院里有废弃的池塘，楼已经快倒塌了，破败不堪。”三四年前，韦力重访天放楼，那里已开拓成景点，和《孽海花》作者曾朴的院子并成一个园区，“那个楼还在，原址重修，上面写着天放楼。”韦力说，看着崭新的天放楼，却以为还是多年前褴褛状态下的它更有味道。
北方图书馆紧张集中在北京和天津，韦力总结是由两个分外缘故原由形成。
北京图书馆的形成与其成为全国科考中央有很大关系。“明定都北京后，全国举子都要到北京应考。古人来北京很不随意马虎，从南方一走要几个月，以是很少有人能带大量参考书。古书笔墨容量又不像我们现在的一本普通书可以有三四十万字，古书的笔墨容量一样平常在3万字旁边，如此所占体量更大。但准备考试参考书又是必需的，以是很多人选择到京后买书，考试结束后，再把书卖掉。”有需求就有买卖，当年举子聚拢的京南一带于买卖间形成了很大规模的书市，北京也就此成为北方书本流利量最大的所在，继而也便涌现了书楼。
天津图书馆的情形却与满清有关。晚清阶段，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常设天津，很多北京的逊位官员，包括北洋政府的一些官员，也纷纭到此居住，于是形成了文人聚居地，书楼也应势而生。天津名气较大的私家书楼，如梁启超的饮冰室，如今还无缺地保留着。
书与失火 “天禄琳琅”那场火成了千古之谜
公共图书馆，最著名者恐怕要数乾隆天子的天禄琳琅。天禄琳琅藏品的聚拢和散失落，历经韶光并不漫长，个中折射的却是满清由盛而衰的王朝悲歌。
乾隆天子喜好藏书，尤好善本，他把所藏精华存于天禄琳琅。天禄琳琅位于三大殿邻近，名叫昭仁殿，是一个小偏殿，曾是康熙天子上朝前暂时安歇的地方。康熙驾崩后，雍正没有用过天禄琳琅，乾隆也不敢用，后来则改为藏书室。
韦力说：“当年天禄琳琅有很分外的规定，比如它所藏书的封皮都要用五色织锦和黄绫装裱，同时钤上乾隆的五方玉玺。但那时宫里没有专门的装帧人，以是有一种说法，宫中寺人把书拿到琉璃厂找修书匠，请他们按照哀求统一修补。一来二去，修书的和寺人便商量着调包了。他们为什么敢这么干？由于天子根本没有韶光看书，那些书放了好多年，根本没动过。”
乾隆六十年，弘历逊位，其子永琰登基。乾隆同时宣告不再理政，专心读书。而当天晚上，天禄琳琅便失落火，书楼和书都毁于一旦。
事情发生后，嘉庆帝非常焦急，立即下旨修复。“当时是冬天，北方天寒地冻，施工是很难的，嘉庆却用不到一年韶光就重修了天禄琳琅，可见贰心境之急迫。”天禄琳琅修复后又运进大量的书，以供乾隆阅读。韦力说：“人们普遍认为被烧书的质量比嘉庆后来运进的好，但也只是预测，由于谁也没见过原来的。但毕竟是嘉庆元年的藏书，质量还是很高的。”
至清末民初，满清皇室已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末代天子溥仪逐渐终年夜，时候忧虑后路，但他有他的聪明，费尽心机要留下夹帐。当时紫禁城已全部由国民政府掌控，想弄东西出去并不随意马虎。于是溥仪利用弟弟溥精彩宫上学的机会，将天禄琳琅的书和字画逐日赏赐予他，由其带出宫，藏到东交民巷的恭王府。陆陆续续几个月，天禄琳琅的藏品被全部转移了出去。
不多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强令溥仪离宫，不准携带任何物品。溥仪被赶出宫后，感到北京并不屈安，便通过各种关系，把藏在恭王府的东西秘密运到了天津。几年后，溥仪在日本人扶持下建立满洲国，这批东西被运到东北，放入长春伪满宫的珍宝楼中。1945年，苏联红军将溥仪俘虏押往莫斯科，珍宝楼被士兵哄抢，天禄琳琅藏品就此散失落。
韦力说：“当时各方面都知道这些东西的主要，各方势力都派人四处收购，收回来不到一半，民间到现在还有，这便是天禄琳琅的结局。”
书与鞭炮 鞭炮厂为什么更乐意收古书
藏书的方法论主要，机会也很主要，我们聊到了地摊捡漏的故事，韦力认为那就像买奖券中奖，都是有时概率，靠它是绝对不管用的。那藏书靠什么？不能只靠花大价钱去买，由于人的钱财都是有限的，必须要有机会。韦力认为自己的机会也是有时得来，先通过“退赔办”买到了成批的书，“只有成批的书才能让自己迅速得到好书，并迅速形成规模。实在成批买书看似费钱多，均匀下来还是比一本本买要省钱不少。”
成批买书有书本重复的问题，但韦力说，并不能由于重复就将其随意处置。“由于古书不像新书，它没有明确的版权页。而古人常常是将书版存放在家中，书刊刻出来后，过几年大概他创造自己某个问题说错了，或者说得不完全，会重新刊刻书版，把要变动的地方更换下来，但在印的时候并不做任何解释。以是古书有时翻前几十页可能都千篇一律，但哪里有改动并不知道。这是古书的特性，以是不要轻易弃之。”
对付古书，韦力坦言有一种义务感，总以为自己有责任为古书续命。在这种心态使令下，纵然寻访到荒村落野店，碰着一样平常的古书，他也不想让它废掉。有一年他到安徽乡下，在一家小杂货铺里看到一摞线装书，店主人把它拆散做包装纸用。韦力细看之下创造是一同族谱，至少是乾隆朝之前的。韦力请店主把纸卖给他。店主说这纸卖给你我的东西就不好卖了，它有韧性，包东西特殊好用。当时韦力手头没有可更换旧纸之物，只好记下店址，和店主商定回去找可更换的棉纸寄来。“之后这位店主很取信誉，我寄给他棉纸，他果真把那家谱寄给了我。”
韦力在走南闯北中创造和听说过不少因缺少保护意识而毁掉古书的事情。他曾听闻鞭炮厂乐意收古书来做鞭炮，由于古纸的韧性可以使鞭炮产生更好的炸裂声音。90年代他到湖南，那里大开本的厚厚一册家谱只要二三十元钱，“那时候新书也不是这个价钱了，而在古代家谱非常不易散失落出来，由于中国是以宗族制为主体的社会，每一家都把家谱看得很神圣。随着社会构造的解体，家谱才被处理出来。而家谱没有可读性，它只有史料性没有文学性，以是才卖得那么便宜。”
韦力收藏的家谱在他的书楼里和活字本一起安然存放。他说由于古代家谱大多是活字本，以是它也是印刷史上的一个标的物。而很多严谨的学者认为家谱并不值得读，由于个中存在“很多编的身分，尤其在家谱中早期部分，会编上辉煌的先人”。
古代印家谱是一学买卖，有走街串巷挑着担子的谱匠。谁家须要修家谱，喊进家住下来，担子里挑的是活字，现排现印。“家谱用量一样平常不大，家族分几支就做几部，以是很适宜挑担子的小买卖。”韦力说。
书与捡漏 两根手指意味着200万还是200？
地摊捡漏是有时势宜，为很多人津津乐道。韦力自己的捡漏故事，听来也令人一叹三惋。
他曾买到72册柯劭忞的《新元史》原稿，只花了200元，那大概是十几年前的事。当时韦力到故宫办事，因韶光过早，便在城墙根儿遛早市。一个摊前摆着一摞脏兮兮褴褛烂的古书稿，捆着麻绳，摊主也不知道是什么书。韦力解开绳翻看，创造是柯劭忞手稿，“中国正史的手稿很少能见到，前《二十四史》的原稿都不见了，这太主要了！
”韦力当时就被吓了一跳。
立即讯问价格，摊主伸出两个手指却并不说话。韦力心想这是多少？200万？不知道怎么回，想了半天试探着问：20万？摊主急速瞪了他一眼说：“开什么玩笑！
要就200拿走。”见韦力发愣，摊主又说：“嫌贵的话，要不你说。”韦力赶紧取出200元奉上，急慌慌地把书拎回了家。此事让韦力愉快了好几年，却又总有不真实和虚幻之感。但此书如何流出，韦力一贯未探寻明白。
也有捡不到的漏。三四年前，布衣书局老总胡同理解到一个书贩正在出让一批古书，带韦力去看。在北五环城乡结合部的一个院内，书贩拎出一只大塑料袋，将个中之物倒在水泥地上，总有上百本书和书稿，还伴着一些泥水。书贩直言，书是从一家出版社收来的，出版社资料室跑水，就把这些书处理了，我是两千块买的，你们看看要不要？
韦力蹲下身翻看，翻到了《管子集校》手稿。韦力知道，那是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通创作的《管子》订正，非常主要。韦力心里计算，书贩这一兜是2000元买的，共100本，我就要一本，20万估计能行。20万数字一出口，就见书贩老婆在背后拉了拉书贩，书贩说那我们考虑考虑。韦力和胡同只好退出，让人家考虑。
一出来胡同就埋怨，说你怎么开那么高价呢？韦力委曲地说，这书不止20万啊，我给的不高，捡便宜谁都想，我又不是傻大头，但我不知道他让多少人看过，如果别人已经出10万了那怎么弄？胡同说，我看你买不成。
果真，第二天胡同就见告韦力，书已卖出，价格是二十万元零两千。这事过去后几天，琉璃厂一家拍卖公司打来电话，说征集到了《管子集校》手稿，韦力讯问之下知道便是自己错失落的那一本，拍卖公司是80万元买下的。又过两个月，藏书家赵平约韦力看好书。韦力跑去一看，还是那本《管子集校》，赵平以200万元从拍卖公司买来。韦力说：“我看着那书欲哭无泪，真是气去世我了。”
书与拍卖 那不过是个博傻游戏
为了买书集书，韦力也是拍卖会的常客，还是几家拍卖公司的顾问。对付拍卖会的内在规律，他也有自己独特的讲授。他说拍卖会说到底是一个博傻游戏，在拍卖会上如何将一件物品买得手，是在所有人都认为它物超所值之时。“在所有人都认为不值的时候，你还能创造它的亮点。当你买到了，并据此写出文章时，别人才明白原来它还有这么多的好处。”
韦力说自己常念叨一句话：拍场是捡漏的地方。很多人听来认为矫情，而在韦力这里却是一句实话。“为什么？由于人们不理解拍卖公司的运作规律，理解了也就明白了。”
韦力阐明，拍卖公司一年固定举办几场拍卖会，别的大部分韶光在征集拍品。而征集是被动的，有时候拍品是很匆忙征来的。每一场拍卖会须要几百件拍品，拍卖公司无法将其都研究一遍。而拍卖公司靠佣金来赚取收入，以是并不太在乎单独一件拍品卖多少钱，在乎的是一场拍卖会的总成交额。有时某位卖家会给出一堆东西，交代拍卖公司至少卖到500万元。为了达到目标，拍卖公司会挑选出重点拍品做研究、推举、招商，这之外的其他物品便近似搭着卖了。韦力说：“拍卖公司的人眼力是不错，但由于短缺韶光逐一研究，再加上卖主可能也不理解，以是就可能包含着很便宜的东西在里头，也就有漏可捡了。”
在几家拍卖公司担当虚衔顾问，好处是使韦力可以到拍卖公司提前看到拍品，“这样我就比别人有更充裕的韶光来研究了。”很多人讶异韦力买东西的神乎其神，不明白莫名其妙的东西买来干啥？韦力的回答是：“等买完了我再见告你为啥。”（文/ 王勉）
